迄今为止，笔者已经在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背景下论述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但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并非没有任何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任何一个有着良好的互联网知识的中国公民，事实上现在都能够参与任意事件的相互讨论。互联网允许思想在联入互联网的人们之间快速地传递。互联网不仅为民众带来有关经济机会的信息，也包含了经济领域之外的声音。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中国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一个愈发重要的来源。
在互联网发展所造成的所有结果中，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就是网络政治抗议的崛起。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抗议一样，网络推动型社会抗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统计。41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重要的间接指标来观察网络抗议，即网络执法，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网络执法频繁地上演。频繁的网络执法意味着官方加大了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度，但是它们也表明互联网上的激进活动在不断地增加。社会群体如何从事网络大众抗议，我们将在后续的章节里详细地检视，但是有必要首先来观察一下，国家建设将互联网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一部分，那么，它又是如何通过产生民众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不满，从而导致了社会运动的呢？作为一种技术形式的互联网，其本身是不会产生社会运动的，但它是一种工具，各种社会行为者可以利用它来推动社会运动。很明显，网络推动型社会抗议只是中国众多形式的社会运动中的一种。在这些社会抗议（包括了网络抗议）能够组织起来之前，必定存在着刺激个人或社会群体组织这种抗议的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西德尼·塔罗（SydneyTarrow）的观点，社会运动可以定义为“民众在与社会精英、对立者和当局的不断互动中，以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发动的集体挑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运动呢？没有任何的社会运动能够用一个单一的因素来解释。社会运动有着不同的来源，许多学者将原因指向了国家本身，他们发现，社会运动与国家塑造或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这在欧洲尤其如此，在欧洲，“民族国家的降临与全国性运动的诞生不谋而合”。社会运动和国家塑造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是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们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些学者包括塔罗、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
对这些学者而言，社会运动的根源在于国家塑造的过程之中。国家塑造是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一个过程。在“国家主义”的范式中，国家被认为是“一套独立自主的、不可减损的机构”。然而，学者们也发现，国家（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具有内部理性，免受大众影响的或只接受自定规则管理的官僚机构”。相反，国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程序化了的政治竞争大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同时代表精英利益和大众利益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冲突一一得到展现”。根据布莱特（Bright）和哈丁（Harding）的研究，
国家面对经济抗争和社会抗争并不有所减损，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自我完备或自我引导上是不独立自主的，因为它不断受到社会抗争和经济抗争的渗透，42这两种抗争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过程是纯粹政治性的，并确保官僚机构的发展所依靠的逻辑从来都不是那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又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既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定物，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也不是特定历史进程中卑颜屈膝的副产品，在社会中构造权力关系。
从这种观点来看，国家塑造“不仅包含了国家的积极性以及社会群体对它们的反应，也包含了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将目标对准国家，并触发国家统治者给予其回应”。即使国家在社会—经济转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的挑战来影响国家本身，它也不会这么做。相反，“一旦宏伟的机构出现，国家塑造并不会因此而停步，而是不断持续下去……抗争过程同时定义了国家和其他社会与经济机构，并且持续地重塑国家本身。”换句话说，“合法的国家政策与挑战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国家体制外的反对者的行为之间的界限，是由抗争性的行动来定义和重新界定的。”因此，通过观察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国家塑造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大众抗议。国家定义或重新界定自身，使其与国家机构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相一致。
国家塑造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根据塔罗的观点，现代国家建设包含了三个基本的国家政策：发动战争、征集税收和提供食物。社会运动的机遇就潜藏在所有这些政策当中。塔罗告诉我们：“国家发动战争和征集税收；战争和收税要求以一个团结巩固的国家为基础；社会运动从冲突结构和机会结构中涌现出来，这两个结构都是围绕着国家团结巩固进程的。”确实，国家从事所有这三项政策并非为了支持社会动员，而是要确保并扩张自己的权力。然而，“每一项新的政策创议都产生了新的沟通渠道、更有组织的市民网络和更加统一的认知框架，围绕着这些新产物，反对者能够增加诉求并组织起来。”塔罗总结道：“这些政策为社会运动的形成造就了舞台，并且这些运动（或是对这些运动的担忧）造就了民族国家演进的路径。”
根据蒂利的观点，国家塑造一方面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了集体行动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通过巨大的抗争锻造了现代国家，这些抗争不仅体现在各类新出现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无数次的战争上，而且还体现在征服过程中的国家管理者和大众之间的斗争上。随着国家结构在全国的奠定以及选举政治的发展，大众焦虑也历经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刻意组建的群体向国家发出要求，对国家的权威表达出有组织的、持久的和自觉的挑战。由于大众运动设法获得和控制国家资源，因此它们也重塑了政治舞台并改变了国家本身的行为。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似乎也在今天的中国上演着。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国家重建，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并由此导致了针对国家的集体行动的出现。国家重建产生了不满，而不满本身不足以解释集体行动的出现。要把不满转变为集体行动，就必须有中介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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