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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锈时代”给世界带来严重危害：英国1950年因煤炭等引发的雾霾造成万余人死亡，美国洛杉矶从1952年12月到1965年9月因雾霾造成8000余名65岁以上老人死亡，其它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如何调整结构？吕尚伊和赵加积做了调查和研究。现将五篇分析研究文章刊发，盼引起重视和争鸣。
第一篇
“铁锈时代”的！？
—— 一谈中国进没进入“铁锈时代”
“铁锈时代”，是发达国家对产能过剩的一种比喻。中国工业进入没进入这种时代？有些省区进入没进入“铁锈地代”？
吕尚伊、赵加积
在今年山西两会上，同煤集团董事长郭金刚说，现在我们卖一吨煤赔一瓶矿泉水。有学者说，钢铁、煤炭过剩等意味着中国已进了入“铁锈时代”。
“铁锈时代”是发达国家对产能过剩的一种比喻，英、美、德、法和日等都出现过。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状况。但中国对此有不同认识，一种认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不会像发达国家进入‘铁锈时代’”。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式的‘铁锈时代’真的来了！”
哪一种更符合中国的实情呢？中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已在许多行业出现。水泥产能已达到约30亿吨，但目前需求约20亿吨；粗钢产能已达到约10亿吨，但目前需求约8亿吨；煤炭产能已初步达到“十二五”规划目标，产能40亿吨左右。类似行业还有电解铝、造船、光伏、装备制造、服装、制鞋和平板玻璃等等行业。以上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约为70%左右。按国际经验，设备利用率在75%以下就出现产能严重过剩。
最突出的是钢铁和煤炭行业。钢铁行业已出现炼一吨钢只赚一瓶矿泉水现象，而在最近山西召开的两会上又出现了挖一吨煤亏一瓶矿泉水现象。山西省人大代表同煤集团董事长郭金刚在山西人大会上说，卖煤比卖钢更困难，“人家卖一吨钢赚一瓶矿泉水，而我们是卖一吨煤赔一瓶矿泉水”。据一家媒体报道，2012年我国煤炭库存量高达2.2亿吨，而煤炭协会一位人士称，2013年底可能达到4亿多吨。煤炭售价已从800多元/吨跌到约600多元/吨左右，2013年全国煤炭行业亏损面已达33%左右，山西民营经济煤老板邢利斌已欠款300亿难付，山西吕梁中级法院已发公告：债务重组。据有关专家研究，2014年中国的煤价仍会下浮10-20%，煤炭五年之内难以恢复昔日光彩。
钢铁、煤炭、水泥、服装、电解铝等几十个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上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大多都出现的现象，这一时期又必然要进入不同程度的“铁锈时代”。美国1950年前后、英国在1955年前后、日本在1975年前后、德国在1980年前后完成了工业化目标，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而中间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铁锈时代”，英国当年进入工业化后期时，钢铁和煤炭占到全世界40%左右，纺织业也出现严重过剩，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出现过两、三次产能严重过剩，本世纪初又出现金融危机等等（实质仍是产能严重过剩），计算机体系结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出现过产能严重过剩。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解放了生产力，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约80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据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分三个阶段指标：0-33为初期；33-66为中期；66-100为后期。2012年末，中国工业化综合指数已达到72，因此，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工业化后期也极容易出现产品过剩和产能严重过剩。中国的许多产品已经名列世界第一，钢铁、煤炭和水泥等已占全世界的50%左右。据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1月22日公布：2012年“全球占有率第一产品中国居首”，中国拥有1485种世界第一的产品。德国、美国分别名列第二、第三。大量生动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工业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品相对过剩和产能绝对过剩状况，就个别一些省市区而言，或已进入“铁锈地代”。像山西及内蒙已初步进入煤炭“铁锈地带”，河北已初步进入钢铁“铁锈地带”。
“铁锈时代”是世界各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各国的情况、时间长短和危害程度各不相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工业化过程比发达国家快了约八十年左右，但城镇化又同工业化有“错位”问题，目前城镇化约52%左右，这导致中国重工业发展仍有延续多年发展势头，有些产品是相对过剩。如，城镇化速度加快，需求量增多，水泥、钢材等可能仍有一定的需求量。但就全国总体而言这些行业产能已是严重过剩。
“铁锈时代”在中国已经出现，我国既不要惊慌也不要回避，而特别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我国宁可把过剩危险看得重一点也不可轻视；宁可提前防患而不可等问题严重了再采取措施。同时必须认识到：政府调控不当会严重过剩而完全依靠市场优胜劣汰也有可能出错。
计划经济缺供给，市场经济缺市场。计划经济总是供给不足，而市场经济最容易出现过剩。我们习惯了做计划经济的加法而不习惯做市场经济的减法。
第二篇
刨根：“一哄而X”
——二谈中国进没进入“铁锈时代”
“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严重过剩根因是体制，是国企的通病”“不怕产能过剩，就怕政策‘过剩’”。过剩源于决策，而决策背后又是什么？
吕尚伊、赵加积
“昨天还当爷爷，今天就变成孙子”，有人惊呼煤炭今不如昔！“去年茅台还在‘神坛’上，今年就开始‘下驾’”，有人惋惜高端白酒走下“神坛”！“有官员抱着钢铁项目文件亲吻，但没想到现在的钢企‘流泪’”，有人这样描绘官员……，部分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引发了悲情上演。
虽然产能严重过剩，但其一些重要产品核心部件又大量进口，制造业又面临“空心化”。据近日《人民日报》报道：“80%的高端芯片及发电设备优质大型锻件、90%的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以及近100%的高铁轴承都依赖国外进口”。太重煤机已生产出世界最大的2500KW采煤机以及智能化综采，但轴承等全部依赖进口。
我国工业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装备制造业和制造业的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也开发生产出许多世界先进的工业产品，如高速列车、工程机械产品等等。但为何出现一方面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技术精品短缺呢？特别是对产能过剩的“根”在哪里，认识截然相反呢？一种认为：“根”在体制。另一种则认为：“根”在政府调控不适。笔者认为：虽然有体制及调控等原因，但这些都不是“根”，而“根”在“一哄而X”的思维方式。
所谓“根”在体制是一种大而空的“筐”，似是而非，什么都能“装”，但也不是说我们的体制就完美无缺，而只是说在现行体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中国体制有问题，美国、德国等体制就没问题？但这些发达国家为什么也三番五次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呢？
所谓“调控不适”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前几年投资过多过集中问题。据《财经网》报道，原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说，他最担心的是“投资依赖症”仍不能改变。他说：“2009年我们应对了金融危机，保8%大量投资，当年投资了22.5万亿，GDP完成33.5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2/3，投资增长了30.1%，银行信贷增长了9.6万亿，保8成功了，但是造成了一些负面问题，到现在还没处理完。比如产能过剩，库存挤压，投资效益降低”。从现在的“投资依赖症”看，当时的调控确实有点偏颇，但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之前，我国经济已开始降温，而美国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真有点措手不及，无经验应对，因而可以说是‘调控不适’”，但颇值今日反思研究总结。
造成我国产能严重过剩，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政府“调控不适”问题。但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根”是思维上长期形成 的“一哄而X”。要么是一哄而上，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思维方式，要么又是一哄而下弃城而逃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决策经济发展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几乎是千篇一律。记得几年前，挖煤都赚钱，赚大钱，各行各业都去抢挖煤，打破脑袋挤钱找煤矿。上钢厂、上光伏、上锂电池、上电解铝等等都是如此。用这种经营思维方式发展市场经济，不可能不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是非出现过剩不可。
煤炭过剩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2012年上半年，我国煤炭市场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均价800元左右一吨，但几乎是一夜之间煤价就狂跌到2012年底的700元左右一吨，2013年初已在全国狂跌，跌到600元左右一吨。在2012年10月，一个煤矿副总就发出“昨天还当爷爷，今天就成了孙子”的无奈叹声。2013年底全国煤炭企业出现33%的亏损，山西煤炭行业利润下降50%左右，受煤炭狂跌影响，山西工业行业负债高达70%左右，名列全国负债前列，这都缘于全国煤炭产能过剩。煤炭出现如此严重过剩实际早有征兆，但由于政府及企业领导一哄而上思维主导造成今日后果。笔者研究煤炭多年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煤炭投资1.249万亿，平均每年投资2479.94亿元，而“十五”期间共计才投入2253亿元。“十一五”投资是“十五”的5.54倍，是新中国成立55年总和的2.8倍。而2011年、2012年又分别投资4700、5570亿……从2006年到2012年7年间共2.27万亿元，可增加产能21亿吨，留到“十三五”6亿吨，如此密集的大投入、高投入都来自全国煤炭利润丰厚而引发各行各业一哄而上。电力上煤、冶金上煤、金融业上煤、网络业上煤，怎能不严重过剩呢？实际上煤炭过剩早有人预测和提醒过，前任山西一位省长2006年就提出 ，山西每年年产8亿吨，绝不能再生产，当年零增长。但山西挡不住一哄而上的诱惑，2013年煤炭仍达到9.6亿吨。内蒙更是投资20亿元给1亿吨煤矿的资源等，连续3年超山西，坐上了中国煤炭第一大省宝座。但山西及内蒙由于“一煤独大”过剩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于煤炭过剩、钢铁过剩、水泥过剩等，国家早已发出警告风险。特别是工信部对水泥过剩发了30多个文件，采取过关、停、并、转措施，但仍控制不了，原因有多方面，但其“根”因是一哄而上的思维方式。中国有些国有企业家，长期形成“一哄而X”思维，跟“风”决策经济，而不善于“错位”发展。
“一哄而X”思维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延伸，也是一种懒汉思维方式。而政府部门领导调控实质也是传统的“一哄而X”思维方式，习惯于传统的办法而不善于创新调控方式，因而往往无济于事。其根源是一种单项传统思维方式作怪，而不善于形成创新思维，也不善于或不敢破坏性地创新。
第三篇
过剩之“墙”都是门
——三谈中国进没进入“铁锈时代”
凡墙都是门，不创新有门也创不出新路。过剩中的竞争就看谁能“破坏性地创新”，破墙开门。
吕尚伊、赵加积
“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产品”“不怕产品过剩，就怕思维也‘过剩’，只要用创新思维战胜‘过剩’思维，夕阳产品也会找到朝阳销路”。
据一家媒体报道，“201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23%，而日本为31.8%，美国是38.4%”。这充分说明，我国工业提高工业增加值含金量余地很大，但一条出路是在提高管理能力或在夕阳产品中创新出朝阳销路，如钢铁业打开城镇化市场。另一方面创新夕阳产品的含金量提高附加值。第三是创新开发新产品。
但这三方面都必须思维创新。
创新思维是所有创新的一把钥匙。思维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大脑中的“轨道运行图”。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按什么样的“轨道运行图”创业，而绝不会“脱轨”行事。中国要消除产能严重过剩，最重要的是树立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说到底，是一种颠覆传统理念的“视墙为门”、“破墙开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最大差异性是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奇思妙想，别出心裁地思考问题。翻开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家、创新人物、创意产业的创意者等等，无不如此。牛顿、瓦特等等不别列举，乔布斯则更为突出，除名或自动离开公司而又返回，特立独行地开发出苹果产品。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说过一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和创新。
如何树立这种创新思维呢？企业家和管理层首先要在大脑中储存发达国家创新的“知识单元”和“教训单元”等的知识，并研究透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实情。第二运用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收集世界各国的大量信息。当这些信息折射到人们大脑的时候，要把这些信息同大脑中的各种“知识单元”设法“接通”，在“接通”之时创新出新思想、新思路和新政策等，这样创新思维就有可能形成。袁隆平在研究新杂交水稻时，已储备了大量水稻的知识，母本稻有了，就缺一种公本稻与之杂交，有一天夜晚，他突然在野外意外发现了一株强壮的野生公本稻，如获至宝。他把知识与信息“接通”，再加上他多年的创新研究，终于研究成功了亩产千余公斤的杂交新水稻。这种科技创新，使中国乃至世界水稻达到近千公斤，创造了世界奇迹。
如果说创新思维是消除产能严重过剩的一把钥匙的话，那么开发和制造新产品就是打开创新发展的大门。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创新思维是灿烂的思想之花，新产品是创新思维的丰硕之果。消除产能严重过剩最终要落实到开发和制造出具有世界科技水平大批的新型产品来。纵观美国及德国工业化完成之后跨入世界发达国家的历程，都是开发和制造出了许多的具有世界科技水平的先进产品，拥有大量世界级的品牌，并形成产业化集聚化生产经营。中国消除产能严重过剩，也非走这条路不可。在这方面，我国的航天工业是一个典范。作为企业转型发展海尔也是一个案例，当传统家电产品市场受阻后，海尔开发出空气电路接通的电器产品，开发出了适合欧美市场的新型家电产品等等，同时在美国建厂并跨国兼购一批美国及日本企业。在管理及经营模式上创新出“斜坡理论”“日清日毕”“人单合一”等等管理新模式。又提出了“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企业”的创新企业经营理念。
创新是一台发动机，唯有创新才能驱动转型发展。但对传统体制及过剩产能而言，对企业家而言，只有坚持熊彼特所说“企业家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张瑞敏的“视墙为门”式的创新才能消除和防患产能过剩。
第四篇
他山之石攻“剩”
——四谈中国进没进入“铁锈时代”
剩钢、剩水泥、剩煤、剩铝等的现象出现了。发达国家创新了多种办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走出“铁锈时代”。中国能不能借他山之石攻剩呢？
吕尚伊、赵加积
英国化解煤等过剩走出雾都
美国东部化解过剩走出“铁锈地代”
德国化解钢、煤过剩走出鲁尔区
方法各异，效果雷同。
从一斑可知全豹。先看看德国的一家公司如何化解过剩产能，据介绍“销售部门把客户的订单和产品要求通过电脑发到生产车间指挥中心，生产线就按照中心要求进行生产和组装，然后按用户地址发货，绝不生产更多产品压库，既防止了过剩又降低了流动资金成本。”
研究德国防过剩有三条可以攻“剩”。一是企业投资经过周密谨慎有可靠把握才投资，赚不到钱和没有广阔市场的产品绝不随意投资，如电动汽车，德国汽车业投资很少。二是不怕竞争，瞄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即使出现产能过剩苗头又必然及时调整，决不允许走到难以调头的局面。三是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如行业协会经常请专家为企业咨询市场前景分析预测，帮助企业慎重决策。
研究日本防过剩有教训有启示。
教训是：不完全依赖政府的收购等解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也出现过产能过剩，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产能更加过剩。面对过剩，日本主要是依靠政府手段，如制定《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采取设备注册制度和收购报废过剩设备，制定准入标准对新高效企业加以限制。并对过剩的部分产品由政府收购和报废。但效果不佳，后遗症很多，日本先前控制了石油化工产能，结果被迫企业购买规格更大的设备，一定程度破坏了价格市场机制，加快了过剩设备更多生产又形成过剩，不到几年日本石油化工行业宣告增长时代结束，又陷入设备过剩泥潭。类似调控在日本有许多种，种种原因造成日本经济10年萎缩、10年徘徊。前不久，日本一家媒体惊呼：日本除了汽车外，没有什么产品销往全世界。
启迪是：充分发挥民间企业作用。日本民企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能够敏锐地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并主动寻找出路，同时又能较好地配合政府宏观政策解决产能过剩。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扩大民间消费，民间消费占到GDP60%以上，而民企又大力发展和增加居民所消费的产品，增加了经济的活力。而对少数国企的产能过剩措施不力，日本不得不对国企实行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民间企业机制。
美国对产能过剩一方面是破产，第二方面是降低到最小危害。主要措施是：首先在企业申请破产期间搁置债务偿还程序，破产方案必须对失业员工的出路做出合适安排，从而降低产能过剩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其次政府利用多渠道，帮助相关企业兼并重组，如奥巴马政府出手拯救三大汽车公司。第三，允许通过工厂迁移和资金转向等等向国内外市场转移过剩产能，甚至销毁部分过剩产品和产能。
这些措施除事后处置外主要是应用防患过剩的理念及策略，超前研究、预防等等。一是政府及中间的智库等及时研究经济发展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研究。如美国一名经济学家早在2003年就提出房地产泡沫会引发金融次贷危机问题等。二是政府投资设立培训机构大力培训下岗员工，为再就业创造条件。三是制定出新的规范并收紧对金融业的监管。现在美国金融产品的“出台把关”很严格，比过去次贷前更加严格，使他们无法随心所欲无节制地放贷。
美国还通过“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实质上是拟通过发展实体经济，解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过剩，挤压金融资产泡沫等。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美国等国重点关注的是解决劳动就业,其他则由企业或者说市场自由解决。美国利用周期性产能过剩的机遇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扶新不救旧”，拉动经济恢复主要依靠具有全面影响作用的宏观政策,而不是主要针对某些行业的产业政策。
借鉴德国精益求精的制造文化。在我国青岛市区有德国人留下100多年前的排水设备系统，雨、污分离，无论多大的雨量都能正常运行。在上海有位老人前几年仍然使用着60多年前的一台德国冰箱，德国厂家发现后为老人更换一台新冰箱，作为样品在企业保留。
德国是世界制造强国和出口大国，而背后是制造文化。德国人的精准认真理念颇需借鉴：“犯错误都要犯得十全十美”，德国人做什么都要彻底到位，不论是否有人监督。“德国人不知道莱茵河有多深”。有位中国学者问一位德国人：“莱茵河有多深？”这让他犯难了，他认为春夏秋冬河水深度不一样，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才精确。“德语是世界上标准最多的语言”，德国是一个离开标准寸步难行的国家，干什么都规规矩矩，认认真真。“离开秩序就会焦虑和寸步难行”。德国人“不论干什么都有雷打不动的两个前提：“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工具”。
太重宣传部部长告诉笔者，到德国企业考察就发现两个字，干什么都“认真”。一天，厂方突然通知一批员工加班，工人一摊手，你没有按程序通知我，对不起。
德国人的认真、精确文化决定了他们对市场需求预测得准确，同时即使出现过剩又认真研究解决，保证措施到位。
一种文化养成一种氛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美、德、英、法、日防产能过剩，各有各的特色，而中国又有自己具体情况，但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剩”。
第五篇
“浮力”与“定力”的度在哪里？
——五谈中国进没进入“铁锈时代”
“浮力”好比市场的力量，“定力”好比政府的功能，中国工业走出“铁锈时代”加快发展，关键是找到“浮力”与“定力”之间的度，度在哪儿？
吕尚伊、赵加积
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投入了4万个亿，又带动地方政府的20多万个亿投入。围绕政府的投入及效果，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一场争论。以中欧学院教授许小年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投了反对票。而另外一些专家学者则投了赞成票，他们认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今后仍有必要。
这场争论涉及到了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的原因及能不能走出“铁锈地代”。以笔者看双方观点都有道理，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掌握“浮力”与“定力”之间的度。度是“浮力”与“定力”之间形成的一种规律性黄金通道。有学者把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比作市场经济海洋中“漂浮物”。当市场经济海洋平面稳定时，就任其自由平稳地“漂浮”发展。而海潮来袭把“漂浮”物推向高空时，政府“定力”之手就需调压，使其进入平稳发展。这时候的“定力”可谓一杠顶千斤。当其被市场扭曲落入海水下面被淹没之时，“定力”之手，就需从水下扶一把。但政府“定力”之手的调压和扶持都要按海水的涨落规律运作。无论是调压还是下面扶持都不能超力过猛，否则就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调压和扶持的度在哪里呢？欲找出度，先看看判断过剩的标准。根据美国的经验，他们提出了一种框框：“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利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装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时为正常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严重过剩”。中国与美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同。而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各省区差异很大，市场经济也正在完善发展中，产能的利用率同美国相比允许低一些。但产能利用率绝对不能低于78%左右，太低会形成严重生产力的浪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重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多在70%左右，设备利用率在75%左右，有的行业设备利用率在60%左右。如我国的粗钢产能去年底已达到9.7亿吨左右，储存产能还有1.5亿吨，消费值预计为8亿吨左右，产能利用率约70%左右，属于严重过剩。煤炭、电解铝虽有所不同，但产能利用率都约在70%左右。
根据产能利用率及过剩的这些条条框框看，我国工业的一些行业已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我国应该研究寻找“浮力”与“定力”之间的度。
总体思路应该是：当产能利用率达到95%以上时，说明市场优化配置机制发挥了很好的“浮力”作用。当工业经济各个行业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上时，可以认定力市场经济在发挥它的基础决定性作用，可以让其按“浮力”运行，“定力”可以放手。但产能利用率到75%到80%之间时，说明产能过剩已经出现，“定力”之手就应出手，调压过剩产能。当产能利用率在70%以下时，说明产能已经出现严重过剩，“定力”之手必须加大力度调压。但面对以上四种状况“定力”之手投入的度、扶持政策的度应该多大，调压的度应该多大？我国工业行业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认真研究探索，这个度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寻找这种度的难度很大，难以寻找，但只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分析研究总结一定能探索出来。如同国际上和我国对GDP增长或下滑一个百分点一样，它可以影响多少人就就业或下岗，增长或下调GDP一个百分点需要投入及减少多少投资道理一样。
按以上理念和标准探索“浮力”与“定力”之间的度，我国工业经济管理部门及企业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工业信息必保证真实、可靠和及时公开。工业信息包括企业的产量、增加值、成本等等，以及政府的方针、政策、投资、银行信贷政策、信贷量等等都必须及时公开。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是建立在信息真实可依和公开信息基础之上的。缺少这些信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就会扭曲。如，某钢铁集团向政府部门上报钢产量时，一下少报5000万吨，影响了政府的判断和决策，甚至把过剩判断为市场平衡。
二是政府政策要随市场“浮力”而“定力”。
亚当?斯密创造了市场经济学说，凯恩斯创造了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学说。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世界经济发展几百年都有偏坡，各种危机出现便是例证。其中要害是政府调控之手要顺应市场海洋的“浮力”而发挥“定力”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我国要深入探讨政府政策“定力”之手的神秘功能。在这方面有经验、有教训。从教训看，如果2009年，政府对铁公基及钢铁等投入如果再少点，带动地方投资少点，可能不会出现今天如此严重产能过剩。
三是各种决策到了非用思想库和智囊团的时代。“没有三个方案不决策”，“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保留你的发言权”，“没有争鸣就没有共鸣”等等，这都是发达国家及我国形成的一种决策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重要，是经济发展到今天 “决策定胜负”的时代已经来了。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决策决定一切。而要决策正确，非民主、科学不可。领导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也懂，而必须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如2009年金融危机前后，我国个别专家、学者就对投资4万亿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事后诸葛亮出现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