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勤劳吗？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和智慧闻名于世。但近来一系列密集出炉的国内外调研报告，却像是一片片散落的拼图，拼出了一副充满疑问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全景：全球五大市场研究机构之一的GFK对“哪个国家员工最勤劳”做了权威调研，中国排名第一，随后才是德国和美国；1930年创立的盖普洛咨询公司对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进行了调查，全球敬业员工平均比例为13%，中国则只有6%；《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显示，中国人加班比例高达38.42%，其中有45.44%的人拿不到任何补偿；《小康》对“2013年个人年度心情”的调查则显示，中国人最大的感受是“累”；再看IMF的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569美元，在有统计的186个国家里排名第87，德国和美国是43952和51703美元，以懒汉多著称的法国人均GDP则为42990美元。
最勤劳、无偿加班多、敬业度低、累觉不爱、人均财富创造少，这些关键词串联在一起，给“中国人勤劳吗”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我看来，这些调研传递出三层深层信息：
其一，中国人辛劳有余，勤劳不足。勤劳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勤快和辛劳。最勤劳却敬业度低，这说明中国人辛劳却不勤快，辛劳是被动的，勤快是主动的，缺乏主观能动性的所谓最勤劳只能带来累、越来越累的心理感觉。为什么辛劳？因为资产价格飙升、两极分化加剧，所以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在高成本水泥森林中的生存；因为公共资源匮乏、环境透支严重，所以必须将一天中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挤地铁、赶公交等去工作的准备阶段；因为行政壁垒森严、官僚主义毒性仍重，所以必须将很多不创造价值的繁琐事情也纳入到工作之中。为什么不勤快？因为在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阶级固化已经积累到不容忽视的量级，当权贵阶级及其子女越来越具有“机会”垄断力，普通人通过勤快就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将工作视作养家糊口的行当，而非有梦可寻的事业。
其二，勤劳导向的企业价值观值得商榷。勤劳一直被视作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种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固化和变形的“思想钢印”，是否付出简单劳动被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当做评价一个劳动者是否爱岗敬业的核心指标，而不是做出了多少创新性贡献、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这就自然而然带来了一种劣质博弈均衡，企业管理者以勤劳为业绩评价主导指标，上班磨洋工、下班才开始干活、甚至加班继续混时间的员工受到褒奖，真正有效率、有贡献的员工却只能摊上鞭打快牛的厄运，长此以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势必掉入“劣币驱逐良币”的陷阱，企业运营和以国有企业为支柱的全社会价值创造都缺少一种积极向上、创新发展的人文氛围。
其三，勤劳不是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秘钥。为什么勤劳的中国人创造的人均财富远不及懒散的法国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要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劳动这一项是足够强大了，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两项的支柱作用却没有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发挥。这说明了三个潜在问题：一是资本的自我膨胀现象仍然普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还远不足够；二是技术进步尚未进入自我推动、加速发展的阶段，经济起飞过程中的科技借鉴模式已不能支撑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潜在需要；三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这三大支柱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相互加持，微观层面的资本分布还太不均匀，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也尚未得到充分满足，资本对科研的投入还远远不够，而企业、社会和所有劳动者对知识的尊重也并未达到成熟经济社会的水平。
最后，如何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辛劳有余勤劳不足、勤劳却累觉不爱、勤劳却不创造足够价值的状况？这需要两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在政府层面，需要将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简政放权进一步深入推进；需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增加以人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需要进一步引导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引导全社会尊重知识、应用知识；需要进一步以去行政化为核心推动国企改革，扭转国企潜在的形式主义倾向；需要果敢突破利益集团的桎梏，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打破阶级固化的藩篱，给勤劳以真正激励。在企业层面，需要扬弃以勤劳为导向的发展思维，改变“褒奖苦劳、忽视功劳”的评价体系，鼓励员工高效率、创造性地完成工作、发挥价值，并改变工作和生活相混淆的企业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攀比性的加班，让企业发展和员工成长真正成为和谐互促的整体。
总之，中国人勤劳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勤劳和善良的，只要宏观环境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向着以人为本的方向不断发生改变，这种勤劳将有望真正成为支撑中国崛起第二季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