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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史景迁遇到“司马迁”
文、木叶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4年4月4日文艺评论版
近一个月的史景迁中国大陆行，很快便成为了“历史”。在他还未离开时，已有几个说法在流传。一，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研究中国。二，长得像肖恩?康纳利。三，汉语不够好。四，失败的小说家。首先，他的身世，便是故事。其次，脸型、白发、白须、帅气，确乎和“007”有几分似。这么说有些娱乐化，却是大家的直感。北岛也曾在文章里，谈到史景迁极像007的扮演者。此番来华，多家媒体说他有如明星般。其实，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杰出史学家”（余英时语），北大或是哪里有五六百人来围观，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若应者寥寥才值得反思。
史景迁不是到了中国才受追捧，在美国他的作品就畅销，被译成多种语言，“老师的老师”费正清也有过赞许，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的名头也不是虚的。支撑这一切的，归根还是其文本与思维的魅力。对于他的欣赏，还可能源自我们自身的匮乏。国内类似的治史者太少，更遑论国际号召力了。另一个更深的缘由，是崛起中的民族在寻求自信，特别是来自一个强力的他者。史景迁是在美国将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笔触文化辐射和中西碰撞），这符合人们的想象，以及对自身信心的审视和坚定。纵是学界对这个学者有所争议，也是一种真实。
汉语不够好，只是对史景迁的指摘之一。这可能跟他成年后才学汉语有关。随着他大陆行的展开，有几个硬伤也一再被谈及，典型如《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里，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确切之意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饮”。
包括大弟子郑培凯和鄢秀在内，不少人曾较客观地谈起对他治学的看法：不够专注，不是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也罕有前无古人的史学创见。事实上，史景迁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但志不在此，感召他的是《史记》的纪传体，是历史的可能性，是故事、文字对读者的靠近。
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场）演讲上，史景迁说，“真正的历史写作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仅仅如此不够，还要探寻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最好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这很困难。”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克服了一定困难的。他并不是没有提出问题、探究问题。胡若望“为何将我囚禁”的发问，也就是作者的一种追问。只不过，他不想大而化之地“概括中国历史”。相对于援引几段德里达或哈贝马斯的时髦理论，他可能宁愿去写一写妇人王氏梦中之种种。《王氏之死》、《康熙》，还有《胡若望的疑问》、《追寻现代中国》等几部作品，都可以说是开拓之书。当然，他有的作品也属浅尝辄止，并不深厚有趣。
整体上，这是一个崇尚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从一些被大历史所遮蔽的细节入手，去重塑一段段的“曾经”。他的努力，焕发了历史的在场感，可以说是将历史的“历”字放大了，给读者一种历经，一种“精彩体验”，甚至包括了心理的还原与蔓延。这样的历史写作是一种冒险，甚至有其弊端，如有时想象力是否发挥过了头，过于追求文学性是否会伤害真实……不过，当司马迁“才兼文史”的著史方式久违了，当严肃的理论、晦涩的解析充斥纸端，当枯燥在尖叫在疏远读者，他的意义也就越发彰显。
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上，被问及若能得见司马迁会怎么办？史景迁说，可能自己会结结巴巴，会脸红，会告诉他，你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史学家。
这是一个对中国、中国人、中国历史有着“了解之同情”的学者。所以，他会对《南方周末》说：“‘想象中国’，这份工作是如此令人兴奋”。即便他有的书很长一段时间内绝不会被引进，有的书被一审再审还未通过，他也能淡然。
听了名为“国家之下”那次演讲，媒体敏察到结尾处一语的深意，经过截取、拼接，制作成大标题，“中国人的生活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他希望把历史见证人的生活细节晒在今天的阳光下，最好还能给明天以忠告。这也就可以理解在人民大学讲演中，他何以会说：“历史从不会给予我们保证，尤其是对未来的保证。但是，历史会让我们有一种警醒感，让我们意识到现在的脆弱。”
如果，拿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比对史景迁的《康熙》，同样是关乎帝王，同样是第一人称，你会发现史景迁确实是在探索历史以及如何书写历史，而不是在纯虚构一段故事。谈到《1421》这样的书，他会说真垃圾。足见他的毫不含糊，以及对历史之真实的在乎。
至于“失败的小说家”，据说是钱锺书私下的评价。他后来听到，亦不以为意，终究，他注目的是历史。他关注大历史下的个人，关注细节的伸展、内心的流转，同时他相信，文学手法能为历史书写锦上添花。
无论王氏、胡若望，还是康熙、毛泽东，每个人都是有困境的，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和魅惑。史景迁夫人金安平记得，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传记。她认为，史景迁的动机与叙事与此较为接近。
去年，中国一家杂志约人在美国专访了史景迁。后来，老先生看到杂志给自己拍的照片很是兴奋，翻到另一页，见一个模特跳了起来，他说，“我也应该试着跳一下。”这就是史景迁，他有一种本能的好奇，与激情。这样的气质，原本也是历史写作中极其珍贵之处。很多历史的本能，在渐渐被稀释。
终究，坦白而言，史景迁在大陆的几次讲演，并没有预想中出色，几家媒体的专访各有角度，却也并无特别惊艳之处。有人说，这可能跟他演讲或回答问题时，不是直接对当下中国鲜明发言有关。复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说，这近一个月的浩荡声势，“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上个世纪上半叶像杜威、罗素、泰戈尔他们的中国之行所形成的那种效应”。我只能说，有人乐观了。时世更易，个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史景迁一个人的局限。
（北青艺评的刊出版，编辑略有变动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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