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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韵小手微颤
哭得很伤心,正好碰到我,钱没赚到,有句话说得好有些人会挣钱,人只想自己,几乎没有说什么,我的妻子,不是外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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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依稀有印象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运动。
对于这段历史，有关评论是这么说的：“把赶英超美作为预期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但是,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必须以物质技术为基础,并受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制约,离开综合平衡,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欲速则不达。其次,用阶段斗争的方法推动经济建设,是总路线的方法论错误,也是总路线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表现。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在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还强调要”进行彻底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在反右派斗争中普遍采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新的革命形式加以广泛使用”。因此，总路线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必然，但又违背客观规律，在具体实施时又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使之得不偿失且“南辕北辙”。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１９６０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特点：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过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过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在建国后的一次错误。
1962年以后，中央实行“三自一包”（上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等人在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为了克服“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困难，提出了较为符合实际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适度放宽国家对经济工作的统制。在具体政策上，主张在农村扩大自留地、发展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主张工商企业自负盈亏，以及农业包产到户等政策）；“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政策。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缺点，为了克服人民公社制度上的各种弊端，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农村改革。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1985年，中国社会中的人民公社制度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重新恢复了乡、民族乡人民政府。与此同时，在我国极个别地方（如河北晋州周家庄）仍有人民公社的存在。
我“上山下乡”时期（1968~1974），就置身于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之中，当然这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当初的“三面红旗”就剩“人民公社”这一面旗帜了。
在那个时期，我最早认识的词语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什么内容则毫不知晓，每天只晓得大人都在忙——周一至周六教书，星期天去背煤背矿，去大办钢铁，去支援农业。
在这一时期，为了实现“三面红旗”，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越，也是为了让大人们全身心地投身大跃进，机关干部（含教师）子女全部实行全托，我还记得小时全托的幼儿园就在“半坡头”。
在这一时期，我也依稀记得“大食堂”。特别记得清楚的是个子矮，甑子高，舀饭还得垫上小凳子。开始时，饭菜管吃够，伙食也不错。到后来伙食越来越差，为了使米多涨饭，反反复复蒸煮，致使米饭食之无味，又不经饿，有时甚至还吃不饱。在当时还流传这样的“经验”——第一碗不能舀得太满，要不就舀不到第二碗。“经验”是第一碗舀半碗，赶快吃了去舀第二碗，而这第二碗就要舀满满一大碗。假如晚餐这一顿没吃饱，这晩你就难过了，因为家里绝对没有可食之物。
我记得，土城场当头下排（靠河）建有许多土高炉，那就是当年大炼钢铁的地方，我们也时常去看“热闹”。由于开办“大食堂”，家家户户都要求献铜献铁，以致“大食堂”撤销后许多人家连炊具都没有。
农业“大跃进”引发“虚报浮夸”和“反瞒产”，导致粮食都入仓上调。 在农村，由于有“大食堂”，各家各户没有“自留地”，也没养家禽家畜，许多人家就连五谷杂粮都没有一颗。加上大办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年不少粮食都烂在地里，来年政治（还债当时苏联）和“自然灾害”，造成三年“大饥荒”， 以至饿死了不少人。我也经历了那些个难忘的岁月。
这一“天灾”加人祸（决策者的错误）造成的灾难，使成千上万人失去了生命，有的人家甚至无一人幸免。还好我们一家七口虽经受了磨难，但全数侥幸存活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母亲的功劳，也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创作者：承上与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