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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也不在心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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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1980年代的头一年，对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我终于可以上学了，自然了，上的是小学一年级，当我在1980年秋季开学季背着母亲用几块青布手工缝制的书包走进县实验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九岁了，此前一年的秋季开学季，虽然每个大人都认为我已经八岁可以入学了，但在报名的时候，我却被负责招生的老师拒绝了，仅仅因为我的生日是在12月，而在1979年的9月份开学季，严格来说，我并没有达到八周岁的入学要求，就这样，我的读书生涯不能开始于1970年代的最后一年，整个一年的时间里，只能用羡慕的眼神每天看着路过家门口的那些学生，不知不觉中便进入了1980年代，并且在1980年代的第一个开学季，做了这一个新的十年的第一批新生；
虽然是晚了一年走进校门，但我依然显得很高兴；或许是因为穷人家的出身，相对于其他的同学，我表现得很勤快；也或许是因为有过去一年对那些上学学生的羡慕，当我自己可以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读书的自觉性也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同学，于是顺理成章的被班主任选作了班长；是的，那个年代，只要你真的学习好，表现好，被任命为班干部是很容易也很正常的事情。
上学的新鲜感带来的高兴劲是没法描述的，但这种高兴劲并没有能够延续多久，便被一件惨痛的事情打断了，这件惨痛的事情便是二姐的意外去世。
二姐是淹死的，在1980年9月的一个午后，阳光灿烂的时候，二姐在地里做活回来，莫名其妙的就淹死在一个水塘里面，那一年二姐才26岁，且距离她将要举办婚礼的日子不足20天，而我也仅仅背着书包上了13天的课。
说莫名其妙，是二姐往常的习惯，都是中午地里做完活后直接回家吃饭的，那一天却不知怎么的跑去了那个池塘捞喂猪的水浮莲去了；更莫名其妙的，是水塘的水并不深，不足2米，而二姐的身高超过1米7，而且二姐本身还会水；听母亲说，去打捞二姐的时候，母亲用竹竿轻轻一拨水面，便见二姐站在了水塘中，且距离岸边不足半米远；二姐就这么站那里被淹死了，这是一个至今想来都令人奇怪的事情；第三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是那个水塘是在一个单位的大院里面，水塘完全就在门卫的视线里面，且水塘到单位外的街道马路不过20米的距离；光天化日之下，26岁的二姐就这么淹死了，门卫没发现，路人没发现，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接受的事情！
这么一个悲惨的事情的发生，最伤心的无疑就是我的父母了，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性格，一如《北国之春》里的歌词所唱的那样，以至于如今每次听到《北国之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不自禁的浮现父亲的身影；对二姐的死，父亲只是沉默着，悲伤被父亲深深的压抑在心底，而母亲的哭天抢地，那一种痛不欲生的情形，在这30余年间还时常会在我的心底泛起；
二姐的死，记忆里母亲哭了几年，而邻里之间表达的惋惜，在今天也偶尔能听到；毕竟，26岁的二姐，在那一条街道上给邻居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二姐一度是父母最得力的帮手；
二姐没读过书，我兄弟姊妹九个，大姐是读完了高中，紧跟大姐出生的二姐却为了要帮助父母照看我们这些弟妹们，被放弃了读书的机会，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那些年怀念二姐的时候，经常会念叨，如果也让二姐去读书，那二姐就不会淹死了；母亲的自责发自肺腑，但我却知道，在那个年代，像儿女众多的普通家庭，因了要照看弟妹而放弃读书机会的现象，是很多的也是很正常的，何况我的家庭本身就是异常的艰难。
我的父母身世都是相当坎坷的。
父亲不是本地人，而是本省另一个地区乡下的；出生的年代，是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我那从没见过面的奶奶，是在父亲七岁的时候去世的，而我那同样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则是在父亲十四岁那年去世的；父亲有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在那一个年代，农村里出嫁的女儿是根本无从照看到娘家的，于是有着两个姐姐的父亲便如同孤儿，被他的一个开杂货店堂叔接了去做学徒；可是这世间的事，总是祸不单行的，寒冬里父亲在赣江洗杂货店卖的纱布的时候，不小心把脚踝割破了； 割破了脚踝的父亲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伤口一直流着脓腐烂着，于是那个堂叔堂婶便毫不客气的将父亲驱赶了出来；
此时的父亲不过一个十来岁的农村的娃，脚上的伤已经彻底的将一只腿变成了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被驱赶出来的父亲挣扎着回了村，和两个亲姐姐见了一面，父亲的两个亲姐姐也无计可施，毕竟那是在抗战最艰难的1940年代初期，找一口活命的粮食，对广大的国人而言，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姐弟三个抱头痛哭一番后，我的两个亲姑姑也只能任由父亲跟随逃荒的人流逃荒去；几十年后母亲在跟我诉说父亲的这段往事的时候，用的语句是：他们三个人都认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在母亲的诉说中，我分明能感受到当年父亲姐弟三个分手时候的那种痛不欲生：这分手分明就是九死一生生离死别！
父亲挣扎着随逃荒的人流南下的时候，母亲大概有四五岁的样子；父亲是出生于农村，母亲则是出生于县城；正和旧中国的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母亲一辈子都没有正式的名字，母亲的前面有个姐，却不知怎么夭折了，于是母亲一辈子都被别人称为“二仂”——排行老二的意思；母亲的家世本来应该还可以的，因为外公是当时县城你著名的厨师之一，这一点就可以保证母亲一家填肚子的问题勉强可以解决了；但可惜的是，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那没见过的外婆有吸大烟的恶习，吸大烟的脾气一般都不怎么好，加上母亲那个大姐的夭折，更是让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性格乖戾，乖戾的结果就是母亲从小不但是要做了做家务的主力，且经常是外婆的出气筒；更不幸的是，外公是个糍粑人（没脾气），这就更加剧了母亲日子的悲惨；悲惨之外，母亲竟然还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同样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于是母亲的左手腕彻底的废了，严重萎缩；残废了左手的母亲，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怜悯，依然是在斥骂和棍棒下以幼冲之龄便开始了忙碌家务，以及照看下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吸大烟的外婆没有能长寿，据说四十几岁就撒手人寰了；外公倒是很长寿的，活到了80年代中期；但在1940年代父亲还在逃难路上彳亍而行的时候，母亲的家却被进占县城的小鬼子征用做了司令部；小鬼子之所以选中了母亲娘家的这房子，是因为这房子的旁边，正好是县城护城河上唯一的那座桥，可以控制住进出县城的要冲；在鬼子打进来的时候，母亲一家照例随了人流躲鬼子去了；谈到躲鬼子的经历，母亲记忆很深刻，前几年和母亲聊这段往事，70多岁的母亲依然能清楚的记得，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扯了她（当时母亲的弟妹们还没出世）往城外跑，到护城河外往堤坝下茂密的草丛中一滚，整个的人都淹没在草丛中，鬼子的大队人马就这么从堤坝上过去而没有发现他们，“小鬼子很蠢的”，母亲笑着说，“眼睛只知道看前面”。
鬼子没有在县城呆很久，大概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自动的滚蛋了（另一种说法，是鬼子当时根本没有到县城来，来的那一批人是省城南昌一帮坏蛋装扮的，目的就是趁火打劫，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在江西，南昌人至今被称之为“南昌鬼子”倒是一个事实。）
鬼子滚蛋了，母亲一家也就回到了家里，日子再度像先前那样的过着；而这个时候，逃荒南下的父亲已经在母亲出生的这个县城中唯一的一个天主教堂以执役的身份生活了几年了；父亲选择这个县城留下来，并不是逃荒的人流都到此为止的缘故，实在是一千多里的逃荒路，加上严重的饥饿与营养不良，和缺乏治疗，使脚踝的伤口进一步的腐烂，再难前行；这个县城里天主教堂的神父在教堂门口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并将父亲抬进了教堂，给父亲的伤口敷上了消炎药粉；小小一包消炎药粉虽然没有能彻底医治好父亲的伤口（神父也无意在一个流浪少年的身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和资源），但好歹挽救了父亲的生命，略微恢复后的父亲，便顺理成章的成了教堂里的一名执役（不是神职人员），靠每天里打扫教堂换取一口活命的饭吃。
母亲是在她14岁那年嫁给父亲的，那时候，解放没几年，而母亲的母亲也是就是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了好几年了，毕竟，有吸大烟的恶习，那性命就真由不得自己了。现在的人想14岁的年龄嫁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刚解放的那个年代，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这个陋习依然还是有市场的，且这种现象当时还相当普遍，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给父母做媒的那个女的，是教堂里的一个老执役，前几年才去世了，活了差不多一百岁；据母亲说，她嫁给父亲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而娶了母亲的父亲对于家的概念同样是含糊不清的，甚至在大姐出世后，父亲对家的概念依然不是很浓重，依然是只顾着自己在教堂里能吃上饭就行；多年以后母亲还经常会提起一年大大年夜，父亲从教堂提了一只尺把长的鱼扔给她过年，自己跑教堂里吃去了，而家里的米缸里一粒米都没有，更没有什么油盐酱醋，十来岁的母亲只能将那只鱼清蒸了无滋无味的吃了下去，真正是过了一个清汤寡水的年。
教堂后来被取缔了，父亲和母亲都被编入了城市蔬菜队里；父亲母亲所在的城市蔬菜队和农村的生产队是不同的，类似于半个工人的身份，但是却不是拿工资，而是拿工分，靠工分在月底年底领取报酬；母亲是个左手残疾的劳力，但做事情却一点都不输于别人，听蔬菜队的老人讲，母亲挑起150斤重的担子依然可以快步如飞，丝毫不会感到沉重，拿的工分往往比一般的男社员都还要高；每次听到这些往事，我都暗暗惊讶身材矮小的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干劲。
后面便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的出生，然后是我四兄弟的出生，最后的一个妹妹做了拖油瓶，那已经是七十年代末期了；三姐出生后只活了三岁，一次去看别人家杀猪，被石头砸伤了脚趾头，父母忙于地里的耕作，没有及时发现，耽误了治疗，最终引发了破伤风不治，而四姐出生没几个月，却在一次喂东西的时候被食物噎住了，抢救不及时，不幸去了；对于母亲来说，两个活生生的女儿就这么没了，这是相当残忍的事情！可谁会想到十多年后二姐也遭遇不幸，母亲的这种伤心欲绝撕心裂肺，是非常容易理解；而二姐去世后的那几年，母亲每每于每天下午忙完家务后独自坐在家门口边泣边诉哭念二姐的情形，则一直深深的烙在我的心底深处。
母亲独于二姐的怀念如此浓厚，是和二姐的能干孝顺分不开的。
父母由于操劳于蔬菜队的地，根本无暇照看我们；在大姐上学后，二姐便自然而然的承担起照顾弟妹的任务来，且不但是要照顾弟妹，稍微大了几岁，便开始要学着做饭（做饭这活，对于我们兄弟姊妹而言都是小时候的必修课），再大了几岁，便要开始到地里去劳作了；每天里起早贪黑的，早上得给我们做好早饭，然后便去赶往地里；晚上得帮着父母把第二天要卖的菜都采摘好整理好，还得赶回来做好晚饭，辛劳贯穿了她整个的生活；二姐家务活固然做得漂亮，地里的活也一点不逊色于别人，浇菜点种、喂猪养鸡样样都是一把好手；二姐的性格是父亲那般的沉寂，而做事却是母亲那般的泼辣，在对待邻里方面，更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无论哪家需要帮助了，二姐都是主动的去帮忙做事情，照顾邻里的小孩她做过，照顾邻里的老人她也做过，帮邻居老人挑水，替患病邻居做饭，在她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二姐遭遇不幸后，为什么邻里们会感到那么的悲痛与惋惜，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二姐的丧事上那些年老的邻居抹眼泪的情景；甚至于事过30余年后，记得此事的邻居谈起二姐依然是伤感不已叹息不已。那时候的自己还是懵懂年华，懂事之后，才晓得那就是真正的“对好人的评价”！
在大姐出嫁后，经大姐夫的介绍，二姐曾经有过短暂的做过临时的公路维护工的工作经历，替别人顶了几个月的班；酷热的夏天里，二姐一扫马路就是大半天，骄阳炙烤的那种感觉，根本是相当难以忍受的；但二姐却再酷热的天也舍不得在外面花上一个子儿买上饮料来解渴解暑，领到的工资总是一分钱不少的交到母亲的手上；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所谓矿泉水也就几分钱一瓶而已，西瓜是论一毛钱几斤卖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二姐的身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姐本已处好了对象，虽然也是做媒介绍的，但两个人的关系却处得相当甜蜜，且准备那一年的国庆办了婚事；而不幸却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痛，这种恨苍天无眼的感觉，在懂事之后，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难以挥斥。三十余年间，每次于清明去给二姐上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发的强烈；这几年看着二姐的墓碑历经岁月后已经逐渐往下沉了去，沧海桑田、造化弄人的悲怆感也愈发的浓厚了！
二姐的死是我在放学的路上听到邻居对我说起的，那一刻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认为是邻居对二姐的咒骂，于是我立马跳起来骂那个邻居；到得家里，才知道一切竟然都是真的，早上上学前看到的活生生的二姐，已然变成水塘边一块白布下遮盖着的一具了无生气的尸身！年幼的我，被劝阻不得靠近出事地方，也不得近二姐的尸身；远远的那一望，就是我送二姐的最后一程！
二姐的丧事是在大姐夫的主持下和母亲乡下的那些亲戚的协助下料理完的；丧事期间，母亲是彻底的沉浸在悲恸中，而父亲则是闷着头一个劲的抽他的烟，从白天抽到昏暗的灯光亮起；烟袋里的土黄烟丝迅速的减了下去，父亲额头的皱纹也一直没舒展开过；按着乡俗，二姐出殡的时候，父母都不能相送的，乃至于二姐归葬的地方，父母也无从具体的知晓；到第二年清明的时候，父母抑制不住对二姐的思念，扯了我那年幼的小妹，按大姐夫大致说的地方去找二姐的坟头祭奠，于距离县城数里之外的坟山找了几乎整整一天，依然没找到二姐的坟墓，直到大姐夫赶去，父母才得以了却了清明祭奠二姐的心愿。
那个水塘不久就被填平了，再隔了十来年，表哥做了那个单位的领导；县城更加繁华，人群更加热闹，但再没有人会记得那一块填平的地面曾经是一个水塘，那一个水塘曾经在一个阳光灼热的午后夺去了一个花季少女的性命！甚至，表哥对此的印象都模糊了起来，只有我们家人的心底，永远有那么一口水塘的存在！
存在的还有母亲关于二姐之死的另一个叙述。
在二姐入土为安之后，母亲在情绪稍微平复后，对人们讲述了她的一个经历：在二姐去世的前一天晚饭，大概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母亲突然于沉睡中醒了过来，随意一瞥间，赫然看到窗户上有一个身影，那身影让母亲感到是那么的熟悉，分明就是二姐站在窗户外面往里面打量的情形；可是看透过窗户照进屋里的皎洁的月光下，二姐分明在窗户下的床上安静的睡着！母亲的惊诧盖过了这一诡异景象带来的恐惧，立马披衣起来开门出去，门外却空空荡荡的了无一人，但一阵踢踏踢踏穿拖鞋走路的脚步声却不断的传进母亲的耳朵，以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熟悉程度，那脚步声分明是二姐的脚步声；而脚步声是往屋的拐角处沿着家里旁边的那条马路去往东边的方向；母亲赶紧追了出去，而皎洁的秋月照耀下，马路上依然是空空荡荡了无一人，脚步声却在此时消失了。此时的母亲才感觉到一阵恐惧，赶紧回了屋里闸了门，再次确认二姐正在窗台下自己的那张床上熟睡之后，母亲才回了床上去继续睡觉，但一夜却再也难以入眠了。
而第二天，二姐就出事了。
母亲的叙述加上二姐站在水塘中死去的情形，使二姐的死充满了诡异，而答案却是至今都无从寻找！
年轻的二姐花季的生命陨灭于一场至今令人无法思议的事故中，而生活还得继续；丧事处理完之后，父母依然要忙于地里的劳作，我们兄弟几个也依然还得继续各自的学业，最小的妹妹则也在幼儿园里开始了她的学生生涯；
相对于二姐的连学都没得上，小妹在读书方面无疑是家里最幸福的一个了；随着7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拉开，城市蔬菜队也解散了；矮小的母亲做事情却充满了魄力，毫不犹豫的将微薄的遣散费在城外购买了郊区一个生产队的几亩薄地，继续耕种生涯，不同的是，这样的耕种不再是挣工分了，而是完全彻底的为自己谋生计，每一份收成都是自己的收入；父母不分昼夜于地里的操劳，加上我们兄弟姊妹们于课余时间也在地里的劳动，使家庭的状况终于有所好转了，经济上的有所结余，让年幼的妹妹也终于有了可以去上幼儿园的机会，虽然只是上的居委会办的简陋的幼儿园，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而言，已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至于小妹每个星期六放学的时候幼儿园发的那几块洋饼干，往往会让我垂涎不已，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便会从妹妹的手上忽悠个半块饼干来解馋，这样做能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少的，而一旦被母亲发现了，便会受到几句责骂，毕竟，父母都是最疼最小的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