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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改革选择的是“撑船过河”模式
袁训会：新一届政府上台以后，您一直显得比较乐观，特别是比对前一届政府的乐观程度大很多。但也正如您所说，微博上、社会上对您还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我不知道您怎么对待这种声音？
吴稼祥：不予理睬。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乐观是基于对现实的分析，不是盲目的。判断一个政治家有三个维度，一是看他是什么人，二是看他做什么，三是看他说什么。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所以我才这么说。就像一个跳高的运动员一样，他假如今天没跳过五米，大家都黑他，觉得他永远都不行，但是我知道他有可能今天家里出了一些事故或者是身体不适，他没跳过去，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能跳过去，那是因为我了解这些事情，我了解他是什么人，了解他的实力。
而且，现在的改革也就三条道路：一条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在我看来，摸着石头过河真正的含义就是试点和试错，因为你改革就不知道水底下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要看看，不要一脚踏下去淹死，这是风险防范意识，这对经济改革是适合的，因为它每一个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在某些领域里不总是适用的或者总是完全适用的，但对于政治改革而言，这个石头就是摸不到的。因为，政治改革不可能让当官的人马上得到好处，而且老百姓选举也不能一开始就能走上规范的轨道，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是需要实验，但不是摸着石头就能过河的，而是要设计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出来，比如说从哪个地方开始改，从什么阶层开始改，这些都需要一点点设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的改革永远是地方的冲动和政府的管理相结合的。
还有第二条路就是休克疗法，就是那些很多攻击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的观点，桥在这儿，你怎么不走呢？摸什么石头呢？这次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报告就被保守派定义为邪路的，苏联、东欧就这么干的，叫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有一个风险，强大压力下，休克晕过去以后不一定能醒过来。不仅如此，桥上有很多定时炸弹，还有机关枪、导弹，你走试试，会让你血肉横飞的，所以那条路是不能走的。
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改革路线就是第三条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具体说的是什么改革路线呢？是撑船过河的路线。在河里，但是站在船上了，不站在河里了，因为风险太大了，但是这个摸就指的不是用手摸了，而是用竹竿子摸，因为水里可能有鳄鱼，你摸一下把手给咬了。所以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改革方法和道路就是撑船过河的改革道路。如果撑船过河的话，眼睛能向前看了，因为有船了，没有必要担心底下的鳄鱼咬脚，要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害怕，因为眼睛都看着水里，撑船则都是看前面、看对岸，不会走错方向。
比阶层固化更可怕的体制内外流动僵化
袁训会：据我所知，80年代存在有一个人才断档的问题，于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大有作为，能被体制吸纳进去，进而参与改革，但是，今天这样的可能性好像就要小很多。
吴稼祥：三中全会报告已经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在“干部”那一段里，说干部要有上下流动、内外流动，不受体制的限制。也就是说，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只要干得很好，也可能被体制吸纳进去，特别是里边用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得天下英才而用之”，但是这个势还没到，还没组织好。打个比方，你要想开展一次体育比赛，要想所有运动员都来参加比赛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首先得把体育场修好，现在还在修体育场，还没到（选运动员）那个阶段呢，因为施政纲领刚出来。
但是，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人才参与）这个问题，永远只能是少数人的改革，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孔老夫子也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有人参与，你这个事业才能兴旺。现在，为什么说改革很多人不兴奋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好处啊。就改革而言，体制内的人可能会得到好处，因为有人会升迁，做公司的也可能会得到好处，因为他的财富增加了。相反，现在这些成天在说话的人既不是做官的也不是做公司的，改革对他们没什么好处，你要让他们看到改革的好处，他们才会支持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执政者应该创造一种局面，一种机制，让全社会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投身到改革的事业中来。应该说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党员和非党员，不管是否是体制内，打破一切藩篱，继而实现一切人才都能为改革所用。我相信这一届一定会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检验改革能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袁训会：今天也确实遇到这种问题，就是阶层流动固化。
吴稼祥：阶层固化一直存在，但是我认为比阶层固化还厉害一些的就是体制内外的流动性，阶层是个纵向的，体制内外是个横向的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做了很好的研究，评不了职称。你必须在一个机构里才能评职称，你只有“卖身”才能拿到职称，将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状况，有一个中立的职称评定机构。比如我，我是1988年1月就评的副研究员，到现在还是副研究员，因为没地方评。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社会中介机构，给那些独立的研究人员评职称。只要你的论文合格，你做出来的东西水平过硬，你就可以被一个权威的中立机构来认可。在这个机构里边，有来自于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或者世界范围内的独立评审人员，大家通过了，你就可以获得职称，不管你干什么，你就是在家里养马也可以，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会呈现一个向上的态势。
不要看一个政治人物怎么说 要看他怎么做
邵龙豪：您前边说过，政治人物可能存在一个“说”和“做”的不统一，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情况，具体说说这一点呢。
吴稼祥：对，不是要看一个政治人物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因为政治人物说的有些话，可能是在麻痹政敌。这个就相当于在山头上要战斗，他要披着一层迷彩服，所以，政治人物说什么并不重要。
袁训会：从前边的谈话看得出来，您基于个人判断，看好当前的执政领袖，也就是说，您认为当前的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英明的领导集团。但同时您也肯定注意到了改革阻力之大，那么，我想问的是，您对未来的改革进度有没有一些预判？也就是说，走到什么阶段就能判断这个改革已经成功了呢？或者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吴稼祥：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报告展示的思路是非常好的，可能逐步开放三个空间，第一个就是人大系统，吸收退休官员、企业家，还有那些有一定政治视野和政治操作能力的人，让他们真正参与改革、发表观点，至于到底怎么个开放法，这个细则应当还在研究中。
再一个就是要开放政协，政协的空间可能要更多地给予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没有说话的地方也不行，他们会着急。现在各个省的政协主席从常委里退出，实际上就是要给政协独立空间，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政协主席的权力是下降的，但是群众参与的程度会提高，落实的话，政协也就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了。
邵龙豪：但是退出常委，不是在削弱政协的影响力吗？
吴稼祥：主要的还不是影响力的问题，是你有发言的地方，有了参与的地方，作用是慢慢显现，逐步增大的。总比政协主席有话不在单位会上说，跑到外面去说然后抓你这样好吧。
第三个开放的空间就是基层，按照赵紫阳的想法，当时是从村一级选举一两年，要真选举，应当说，现在很多地方的选举不是真选举？这就要求有一个全国通用的选举守则，在选举过程中有严格的法制制度，有竞选人，最好是独立的专业人群，比如研究生、大学生。选举最好选在暑期，让大学生做业余竞选人，一个选区一旦有两个竞选人举报某人贿选，便立即取缔他的候选资格，这个法律应该严格执行，对于闹事的，公安局一定要抓，没什么好说的。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套竞选的保障体制和选举的培训体制，要教老百姓怎么填票，怎么样叫做弃权，什么样叫选举票，而且你有哪几种权利，这叫真选举。为什么要从村里开始呢？因为，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问题，大部分都是很初级的问题，比如城管打人、抢车、冤案上访，只能靠由基层向上级逐步扩大的民主选举解决。因为，民主选到什么地方，上访就会变成下访，这是百试不爽的，全世界都一样。
做到上边几点，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出气孔，地方老百姓也有自己的表达机制。当然，我说的地方选举试点，不是马上铺开，是要划区选点，先选几个省，再在这些省选几个地市，地市再选几个县，县里再选一些乡镇，逐级试点，成功以后慢慢推广，不要着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老百姓就能看到希望。
袁训会：您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在这届政府就应该可以落实？
吴稼祥：应该。
单靠革命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袁训会：我比较担心的是，改革的速度跟不上民众的期待，也就是说，改革启动了，但启动的时机却晚了，又或者说改革不能很快解决现存的问题，继而让民众在期待中失望。有一种观点说，往往在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会爆发。
吴稼祥：那不会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政权翻船有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老百姓吃不饱，活不下去，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是不倾向于造反的，历史上从来如此。。
当然，哪朝哪代都有对现政权不满意的，拿当前来说，老百姓可能会通过不满意表达自己对政策和制度的不满，比如上上街或者在网上写一点建议。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在是热兵器时代，不是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老百姓不满了，他可能抄一把刀找到官府，而官府的武器本身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呢，老百姓的武器能跟公权力掌握的相抗衡吗，拿把锄头就能推翻现政权的条件再也不具备了？因为力量太不对称了。
热兵器时代，民众反抗最激烈的方式也只是集体上街了，这方面过去有苏联、东欧国家等案例，近有“阿拉伯之春”，全体人民集体上街。但是，到了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伴随着响应的非常事件，以八九为例，学生们上街的一个重要肇因是胡耀邦的突然辞世，而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很偶然的，是很难遇到的。
应当说，政治问题的不确定性从来都是极大的，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最好都能回到原来的起点上考虑怎么做对这个国家有好处，各归其位，各尽其责。目前这个阶段，能不能取得共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把利益从政治中抽取出来，而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做到这一点。我希望知识分子能真正站在这个国家和天下苍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根据遵从自己的内心发表观点，一起来珍惜这个对未来而言既可控又进步的改革方案。
遗憾的是，现在的左右极端都不这样想，现在极右就是要武革，巴不得马上把执政党干掉，极左就是回到文革，我认为，这两股力量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都不可取。因为，他们设定的未来都不可预期，而且可能带有巨大的灾难性，等于是把现在没有走完的路给截断了。
中国政治走的弯路太多了，每一次武装革命或者暴动，都相当于打断原来练的功夫，而这个功夫是不能通过捷径所代替的，革命以后还得重新开始练。因为，革命很有可能就是推出一个强人上台，然后他成为一个有着巨大魅力的克里斯马型领袖，然后像希特勒那样一上台就实行民粹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还要死多少人才够？所以，我认为，革命从来都是不可预期的。
而中国的改革就像是盲人走路，左和右都不是其所指向的目标模式，目标应该是走向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现代化的生活。当然，即使你走到那一步，实现了目标，社会也未必会很完美，但不同的就在于这样一个社会会给民众提供选择的权利，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再退一步说，实现了这个目标，至少大家不会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会怎么样。
邵龙豪：在这种现代化的制度下，应当说，个人的境遇应该更多地同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成正比。
吴稼祥：对，那个时候一个人做得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做得不好他不能过多地抱怨社会。当然，这样一个社会，它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也有问题，但它会逐步自我完善。美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建国之初，白人是他们的主要执政者，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控制这个国家，但是一代一代还是逐步放开了，比如逐步将选举权放给妇女和有色人种。所以，社会进步是逐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我是一个保守派，我从来不认为，来一次大的革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中国到底这个路怎么走，实行什么样的体制都还在争论不休，你只能一边施工一边讨论，看看哪个地方好一点就往前走一点。
未来九年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
邵龙豪：我觉得有很多人失望，是源于多次期望的落空，就像您说的过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抱有很多期望的。
吴稼祥：我觉得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中国有希望的地方，那么多人都希望中国好，希望执政者做好事别做坏事，希望他们说的话能够兑现。但是我可以这样讲，习和李是我们在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的了，或者说是最好的领导人了。造就他们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是大苦大难造就的，他们都下过放，吃过苦，当然，也不是所有吃过苦、受过难的人都能成为人才，但一旦成就，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而且，不仅他们俩，包括现在常委班子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所以这一届班子执政期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包括台湾），迅速的走向重登世界之巅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未来的十年，还有九年，我满怀信心。我觉得这一拨人的操作能力非常之强。
袁训会：最后，想请吴老师谈谈国际因素对未来改革的影响？
吴稼祥：国际因素，现在显然不少人有这样一个误解，他们认为西方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和平演变到一个西方政体，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美国我不好讲，日本是肯定不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像日本首相安倍现在这样闹，他有两种企图，一种就是跟中国对着干，恢复它的国家主权，慢慢重新武装日本，武装日本不仅仅是为了打仗，更是为了经济。因为，现在的日本是个不完全主权国家，它的制造业增长点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已经衰老了，于是，他想通过折腾，继而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
而美国一旦同意日本恢复主权的话，它的自卫队就变成国防军，国内的内需就会增加一大块不说，同时还会有大量的武器会出口。应当说，日本的武器里边，相当一部分是超过俄国和美国的质量的，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外贸收益，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日本的近代以来就有这样一种国家政策，当然，现在不一定这么想，上策是占领中国，中策是分裂中国，下策是搞乱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讲，共产主义就是他们送给我们的一个“阴谋”。
倘若中国要民主化了的话，中国会怎么样呢，那必然会释放大量民主自由的红利。现在经济都已经好成这样了，再释放一次自由民主红利的话，经济体势必变得更大，日本同中国的差距就会随之变得更大，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再者，自由、民主以后，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有可能跟中国组成联邦，至少是中华大联邦没有问题了，台湾、香港、澳门，有可能再加上新加坡，这样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变成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联邦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更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的话，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所以，应该说其他大国在当前是不会插手中国国内事务的，但是一旦中国发生动乱，它们可能会选择插手，因为中国动对世界影响都不好。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外部环境还是相当好的，只要内部能够有序发展。再一点，我觉得中华民族非常幸运，在经济改革时期有一个香港，可以像苗圃一样，把它的市场经济幼苗移栽在各个开发区（指四个特区）里面，长成中苗以后又移栽到浦东，那么，到现在，基本上商品经济的树已经是木已成林，很难再毁灭了，这是个不可逆的结果。
另外，中华民族还非常有幸的一点是，留了一个台湾，台湾相当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苗圃。台湾的存在，让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说中华民族不适合搞民主，因为台湾已经成功了实现了民主。
我认为，在一党执政条件下逐步的试点开放市县选举这个道路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这个过程完成了，我们由此就能迎来最伟大的制度前景，其意义可以堪比西周。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大裂变，我们现在是第二次大裂变，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重登世界之巅了。
所以，我希望给执政者一点时间。我发过一条微博说，要有信心，有耐心。目前的这个决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纲领，是这一届政府在目前条件和形势下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一个表达，我认为不可能再好了。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语境转换，三中全会以前什么语境，那会基本上是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三中全会开过吗，就变成了，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我们拭目以待吧，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当你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达的时候，我希望能做到两点，第一是要有求证的精神，任何一个消息，除非得到了论证，我希望能把它悬挂在墙上，不要轻易穿在身上；第二，要有一个讲理的精神，任何观点都要看论证，未经论证的观点不要轻易相信它，论证完了，还要看它论证得是否有理。总之，我觉得，对于发表或者传播信息的人来说，具备了讲理和求证这两个精神，中国各个方面都会正常很多，而且，这样每个个体所受的伤害也会相对少一些，中国的整个环境也会随之更健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