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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画的底色是中国文化(乃至民族)的现代命运。至今,脱离此命运来谈中国画,仍有欺世欺己之嫌。西学东渐肇始于明末,而中国真切感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入是常见的事,也曾被人家打败,但在文化上,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反而是侵入中原的蛮族接受了中国的教化。而这一次却不同,中国遭遇的不仅是战争的溃败,还有文化自信的轰然废弛。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自周公旦制礼乐完备,制度上物质分配明确有序,杜绝了利益之争纷起,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心灵的安定富足,形成了高度成熟的生命文化,三千年来从不注重发展物质。然而,当西方人一次次用坚船利炮相逼,存亡之际中国不得不开放商业(门户开放)、发展科技(洋务运动),面临着放弃心性修养的生命文化,而去授受向外扩张的物文化,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要害。康熙时,意大利人郎世宁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并带来一批欧洲古典主义作品。康熙让宫廷画院院长邹一桂赏鉴,邹一桂看后说:“工则工矣,不入品评。”“品评”是始于南朝,盛行于中国书画史的艺术审美、评论方式,有“画品即人品”之说,画之品格也就是人生修养的境界,是心灵生活的写照。邹一桂的意思是,西画写实能力虽强,但与人生修养无关。
这时候,中国的文化自信还是完整的。鸦片战争以后,一次次屈从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这时候再看到油画,就不得不为其刻画物体之结实而叹服并自惭了,于是“美术革命”、“改良中国画”纷起。就像中国文化自古不注重发展物质,中国画传统也不讲究写实,所谓唐宋院体的“写实”风格,只是于文人画相对而言。“形象”这一美学术语,在古代是两个词,“形”指的是看得见的,“象”指的是看不见的,西画重“形”,中国画重“象”(参阅黄以明2011年11月14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座《中国当代艺术的三个传统来源》)。“象”是心灵生活的写照,中国画的题材只是借以寄托的喻体,所以叫“物象”,而不是物体。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中,中国画首先遇到的就是能不能写实,并以此表现社会现实,为民族救亡服务;继而是能否有西画那样的视觉冲击力,生发振奋精神的力量;再远一点就是能否打破因循相袭的程式,丰富其表现的形式。历经百年探索,中国画现代进程与现代美术教育形成了三条道路。一是徐悲鸿领导的重视素描等造型基本功,融合西方学院派传统的现实主义,建国后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黄胄达到顶峰;一是林风眠开创的重视形式与色彩,融合西方后印象派与野兽派风格的现代主义,后来的代表人物有吴冠中、黄永玉;一是黄宾虹、潘天寿坚守的传统文人画之路,传人中成就卓著者为于希宁、尤无曲。
中国画现代之路,融合中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最大的误区就是用画油画的方法画中国画,这种画本质上不是中国画,而是中国画材料的油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清中国画与油画本体上的不同。中国画注重生命的表现,油画注重物的刻画,这是中西文化属性的区别。比如,同样是结实的造型,塞尚的苹果刻画的是物的体量感、其占有的空间,于衍堂白描的胡杨树表现的则是生命力的强大。同样是表现有生命的人,油画注重的是人的肌肉、骨骼、身体的比例这些物理性的因素,中国画则注重人的气质、心理这些情感的因素。中国画历来重视笔墨,于衍堂不是通常的临摹芥子园出道的国画家,但他的笔墨是非常传统、非常纯粹的中国画笔墨。这得益于其父于希宁的教导:重视书法与白描的练习,每天坚持用毛笔速写。笔墨不仅仅是绘画语言,如果一幅合格的中国画是一个生命体,笔墨就是它的呼吸。所以,谢赫首倡“气韵生动”,石涛强调“生活”。
万物皆生于情,活的笔墨必须贯注以感情。于衍堂是一个天生有激情,毕生保有赤子之心的人,有纯粹的感情,方有纯粹的笔墨。从他的“家庭速写”中,我们能感到亲情的温暖,从他笔下儿童、农民的肖像中,我们能感到大爱的质朴。于衍堂的作品自由地吸收了西画之长,而仍归于传统,归于笔墨中灵动的生命之光,他擅长造型,但他创造的结实的形象,不是西画的固化的“形”,而是中国画的生命从“形”度过而留下的“象”。在现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于衍堂不仅是精擅现代造型勇于探索而归于传统的标志性画家,而且是中国画百年现代进程徐悲鸿之路、林风眠之路、黄宾虹潘天寿之路“三路归一”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仍在考验着我们。于希宁于衍堂父子作为现代中国画花鸟画、人物画的两座高峰,《双峰并峙:于希宁于衍堂花鸟人物画集》的出版不仅是美术界的一大盛事,而且对我们的文化自信,亦是有力的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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