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
卢麒元
几乎可以确定，我国管理层被误导了。
他们被引入经济政策的细枝末节当中，而忽略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纸币就本质而言，是国家财政的价值表达形式。
所谓的货币政策，不过是财政政策的金融表达而已。
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在财政。
不着力解决财政问题，而不断折腾所谓的货币政策，会将国家带入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人不断撩拨中国的汇率问题，实在是意味深长。
笔者曾经著文《两个小秘密》。文中说，美国自汉密尔顿开始，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是优秀的金融家（当代如鲁宾、保尔森、盖特纳）；而美国成功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等），都是一流的财政专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权的重要原因。一流的金融专家管理财政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一流的财政专家从事金融攻击，才能够精确定位问题国家，做到一击即中。
纸币，作为国家信用，必然也只能是国家财政实力和国家财政能力的综合表达（可参阅拙著《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汇率，作为纸币的空间价值的表达方式（利率是纸币的时间价值的表达方式），一定会滞后于国家财政状况的变化。这种时间的滞后性，为金融投机提供了机会。
汇率的扭曲，必然使得借助纸币表达价值的资产出现价格扭曲。资产价格一旦强烈扭曲，就会吸引投机者蜂拥而至，惨烈的财富转移将不可避免。
汇率的剧烈波动，必然形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必然严重破坏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其直接后果就是失业。这非常容易导致社会动荡。
我国古代的社会动荡均与财政有关（请参阅拙著《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当代国家的社会动荡表面上是金融管理失控。就本质而言，仍然是财政问题。欧元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欧元问题，准确地说，是经典的财政问题。当政府财政能力不断弱化，本能地就会依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越是依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财政能力就会变得越加脆弱。于是，恶性循环，直到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大鳄的作为只是一种现象。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蛋。
最近，很多人在谈论日本失落的十年。认为日本的教训在于接受了广场协议。或者说，日本在处理汇率问题上过于“听话”。这是十分幼稚的结论。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日本人拒绝日元升值，结果会如何呢？结论非常简单，日本的资产泡沫将会更加严重，以致于其最终破灭的那一刻，日本政府根本无力回天，日本极有可能退回到战后初期的悲惨境地。失落的十年，对于日本而言，可能是一种代价最低的最佳选择。日本政府在日本财政没有完全失控的时刻，恢复了日元的本来面目，重建了日本相对合理的价格体系。老实说，我很佩服日本人的团结自律精神。若非日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那样惨重的资产泡沫破灭，都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回到本文主题。
当我国汇率问题日益严重的时刻，我国管理层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财政问题上。我们最紧迫的工作是巩固国家财政实力和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必须注意，我国可能就要面对极为剧烈的价格重置了（再一次闯物价关）。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一九八九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必须依据财政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千万不要以为货币政策可以独立解决经济问题。当我们依赖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非但不能解决，而且会以乘数效应不断深化并放大。所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十分危险的诱惑。货币政策的独立将意味着行政体系的失控。前苏联已经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我国长期的汇率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严重的资产泡沫必然导致社会生产成本的迅速攀升和社会生产效率的迅速下降。当社会生产效率下降到达临界点的时候，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会接踵而至。如果，不能及早地处理结构性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失去的十年”。
汇率问题一般都是源于财政问题。
由于我国财政不能自主和自觉地解决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我们必须借助国际金融资本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达到高速发展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在借助国际金融资本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让渡一部分财政主权。被让渡的财政主权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货币主权。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大财政体制的崩解清晰诠释了这一过程。所谓的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一种被动的货币发行制度。其本质是部分丧失了货币发行主权。与此同时，也就基本失去了资产定价权和商品定价权。笔者并不认为，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在管理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中国的财政部早就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决定权。甚至，已经失去了对于货币政策应有的话语权。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和国际贸易顺差构成中国货币发行依据。这种状况长期化，形成了严重畸形的中国经济结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塑造了更加畸形的中国财政结构。中国财政已经形成了对于汇率扭曲的严重依赖。中国财政已经逐步进入了饮鸩止渴的荒唐境地。简单一点儿说，中国财政已经必须依赖制造资产泡沫而存活。在中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真实的财政状况。他们不明白中国三色财政（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的特质。其中，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就是资产泡沫伴生物。我国管理层对于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迅速扩张缺乏应有的警觉。笔者在《政府的死亡底线》一文中指出，当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的规模超越白色财政的时候，政府将走向死亡。
我们来理解一个公式：
被动的联系汇率制度=信用特权+资产泡沫=国民福利转移=变相征税=利益集团私人财富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货币主权转变为货币特权，再转换成为信用特权的含义。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信用特权，正在行使政府一部分的社会再分配的职能（财政职能）。非常遗憾，他们在迅速占有并转移国民福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迅速削弱国家财政实力和肢解国家财政能力。他们是在制造未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总是以深化市场改革的名义，将不道德的个人行为进行制度性安排！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货币战争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在哪里。那就是由货币主权而延伸到的财政主权。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
笔者在这里必须指出，如果中国发生货币战争，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侵略战争”。就本质而言，那仍然是一种“内战”。没有国内利益集团从中配合，并一定程度肢解中国政府的财政职能，任何外部势力试图通过价格波动，来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是，我国政府的财政职能确实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国政府没有针对强大资本和庞大资产的课税能力，我国政府的税负重点仍然是可怜的劳动所得。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能力。
事实上，比丧失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更严重的问题，是丧失思想主权。丧失了思想主权，才会进入幼稚的GDP逻辑。
经济高速发展与资产泡沫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并非正相关关系；资产泡沫与国民福利是负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要遏制资产泡沫的生长。否则，经济高速发展非但不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会形成大规模国民福利转移。中国正处于这样诡异的状况。
笔者感到非常惋惜。
在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初期，笔者提出了经济保全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引起重视。我国政府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推动下，推出了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这个刺激经济方案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状况推高到难以修复的程度。我国房地产泡沫就是在这个方案推动下，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国民福利被占有和被转移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水平。尤为严重的是，此一方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极其严重的财政状况。未来，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人们会深刻认识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破坏性力量。
笔者一直在想，我们为什麽不认真吸取一九八九年的教训。那时候，所谓的“闯物价关”，本质上就是一次人民币重新定价的过程。人民币重新定价，将导致所有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物价剧烈波动中，民众将会成为受害者。他们极其容易在剧烈的价格波动中失去理性。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当我再次听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感到不寒而栗。是的，大涨价的信号似乎发出了。大蒜和大豆疯狂上涨不过是一次预演。美国人撩拨中国的汇率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清楚地知道人民币重新定价意味着什麽！
笔者觉得非常可笑。我国的一些管理者在说什麽“管理通胀预期”。当黄金上涨到每盎司1250美元的时候，以黄金为尺度，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几乎没有上涨。这意味着，其他资产和商品价格已经严重低估了。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必须大幅度升值，同时，房地产价格必须大幅度贬值。但是，这有可能吗？如果这没有可能，那将意味着什麽呢？中国将迎来铺天盖地的通货膨胀！这难道需要预期吗？二零一零年五月，李嘉诚罕见的建议大家买股票，郭台铭敢于一次为员工加薪到两千元，这是偶然的吗？他们的潜台词是非常清楚的！
货币战争必须通过严重的通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来实现战争的目的。
一个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才有能力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我们在最需要培育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时候，进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随着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我们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弱化；随着税基逐渐地收缩（拒绝资产课税和资本课税），我们的财政能力在不断地收缩。与此同时，我们实际的政府公共支出仍然在刚性地成长，我们实际的制度成本仍然在迅速攀升。我们实际的财政状况其实已经非常脆弱了。
精通财政的国际金融大鳄们，决无胆量挑战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不过，当一个国家财政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遭到国际金融资本惨烈的攻击。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救中国！
中国货币战争中的战略制高点已经十分令人忧虑了。
当然，最值得忧虑的是，中国最高管理层对于中国真实的财政状况近乎无知。他们在强大的利益集团误导下，仍然在进行危险的逆向操作。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竟然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的词语！
积极的财政建设其实很简单：
第一，勤俭建国。
第二，均衡税负。
第三，社会保障。
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搞赤字财政。更不应该是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
重建中国丰厚的的财政实力和强大的财政能力是一篇大文章。这篇大文章的主题不在“财”字，而在“政”字。那已经不是本文可以概述的了。那当然不是玩弄几个经济政策术语就可以实现了的。财政的变革必然触及体制与制度。
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
中国期待着一场伟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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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不是危言耸听，或许我们正经历着，经意不经意间，被裹挟着。
中国期待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转载)
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
卢麒元
几乎可以确定，我国管理层被误导了。
他们被引入经济政策的细枝末节当中，而忽略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纸币就本质而言，是国家财政的价值表达形式。
所谓的货币政策，不过是财政政策的金融表达而已。
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在财政。
不着力解决财政问题，而不断折腾所谓的货币政策，会将国家带入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人不断撩拨中国的汇率问题，实在是意味深长。
笔者曾经著文《两个小秘密》。文中说，美国自汉密尔顿开始，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是优秀的金融家（当代如鲁宾、保尔森、盖特纳）；而美国成功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等），都是一流的财政专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权的重要原因。一流的金融专家管理财政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一流的财政专家从事金融攻击，才能够精确定位问题国家，做到一击即中。
纸币，作为国家信用，必然也只能是国家财政实力和国家财政能力的综合表达（可参阅拙著《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汇率，作为纸币的空间价值的表达方式（利率是纸币的时间价值的表达方式），一定会滞后于国家财政状况的变化。这种时间的滞后性，为金融投机提供了机会。
汇率的扭曲，必然使得借助纸币表达价值的资产出现价格扭曲。资产价格一旦强烈扭曲，就会吸引投机者蜂拥而至，惨烈的财富转移将不可避免。
汇率的剧烈波动，必然形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必然严重破坏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其直接后果就是失业。这非常容易导致社会动荡。
我国古代的社会动荡均与财政有关（请参阅拙著《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当代国家的社会动荡表面上是金融管理失控。就本质而言，仍然是财政问题。欧元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欧元问题，准确地说，是经典的财政问题。当政府财政能力不断弱化，本能地就会依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越是依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财政能力就会变得越加脆弱。于是，恶性循环，直到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大鳄的作为只是一种现象。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蛋。
最近，很多人在谈论日本失落的十年。认为日本的教训在于接受了广场协议。或者说，日本在处理汇率问题上过于“听话”。这是十分幼稚的结论。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日本人拒绝日元升值，结果会如何呢？结论非常简单，日本的资产泡沫将会更加严重，以致于其最终破灭的那一刻，日本政府根本无力回天，日本极有可能退回到战后初期的悲惨境地。失落的十年，对于日本而言，可能是一种代价最低的最佳选择。日本政府在日本财政没有完全失控的时刻，恢复了日元的本来面目，重建了日本相对合理的价格体系。老实说，我很佩服日本人的团结自律精神。若非日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那样惨重的资产泡沫破灭，都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回到本文主题。
当我国汇率问题日益严重的时刻，我国管理层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财政问题上。我们最紧迫的工作是巩固国家财政实力和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必须注意，我国可能就要面对极为剧烈的价格重置了（再一次闯物价关）。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一九八九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必须依据财政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千万不要以为货币政策可以独立解决经济问题。当我们依赖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非但不能解决，而且会以乘数效应不断深化并放大。所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十分危险的诱惑。货币政策的独立将意味着行政体系的失控。前苏联已经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我国长期的汇率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严重的资产泡沫必然导致社会生产成本的迅速攀升和社会生产效率的迅速下降。当社会生产效率下降到达临界点的时候，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会接踵而至。如果，不能及早地处理结构性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失去的十年”。
汇率问题一般都是源于财政问题。
由于我国财政不能自主和自觉地解决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我们必须借助国际金融资本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达到高速发展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在借助国际金融资本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让渡一部分财政主权。被让渡的财政主权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货币主权。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大财政体制的崩解清晰诠释了这一过程。所谓的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一种被动的货币发行制度。其本质是部分丧失了货币发行主权。与此同时，也就基本失去了资产定价权和商品定价权。笔者并不认为，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在管理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中国的财政部早就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决定权。甚至，已经失去了对于货币政策应有的话语权。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和国际贸易顺差构成中国货币发行依据。这种状况长期化，形成了严重畸形的中国经济结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塑造了更加畸形的中国财政结构。中国财政已经形成了对于汇率扭曲的严重依赖。中国财政已经逐步进入了饮鸩止渴的荒唐境地。简单一点儿说，中国财政已经必须依赖制造资产泡沫而存活。在中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真实的财政状况。他们不明白中国三色财政（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的特质。其中，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就是资产泡沫伴生物。我国管理层对于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迅速扩张缺乏应有的警觉。笔者在《政府的死亡底线》一文中指出，当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的规模超越白色财政的时候，政府将走向死亡。
我们来理解一个公式：
被动的联系汇率制度=信用特权+资产泡沫=国民福利转移=变相征税=利益集团私人财富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货币主权转变为货币特权，再转换成为信用特权的含义。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信用特权，正在行使政府一部分的社会再分配的职能（财政职能）。非常遗憾，他们在迅速占有并转移国民福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迅速削弱国家财政实力和肢解国家财政能力。他们是在制造未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总是以深化市场改革的名义，将不道德的个人行为进行制度性安排！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货币战争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在哪里。那就是由货币主权而延伸到的财政主权。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
笔者在这里必须指出，如果中国发生货币战争，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侵略战争”。就本质而言，那仍然是一种“内战”。没有国内利益集团从中配合，并一定程度肢解中国政府的财政职能，任何外部势力试图通过价格波动，来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是，我国政府的财政职能确实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国政府没有针对强大资本和庞大资产的课税能力，我国政府的税负重点仍然是可怜的劳动所得。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能力。
事实上，比丧失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更严重的问题，是丧失思想主权。丧失了思想主权，才会进入幼稚的GDP逻辑。
经济高速发展与资产泡沫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并非正相关关系；资产泡沫与国民福利是负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要遏制资产泡沫的生长。否则，经济高速发展非但不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会形成大规模国民福利转移。中国正处于这样诡异的状况。
笔者感到非常惋惜。
在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初期，笔者提出了经济保全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引起重视。我国政府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推动下，推出了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这个刺激经济方案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状况推高到难以修复的程度。我国房地产泡沫就是在这个方案推动下，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国民福利被占有和被转移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水平。尤为严重的是，此一方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极其严重的财政状况。未来，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人们会深刻认识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破坏性力量。
笔者一直在想，我们为什麽不认真吸取一九八九年的教训。那时候，所谓的“闯物价关”，本质上就是一次人民币重新定价的过程。人民币重新定价，将导致所有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物价剧烈波动中，民众将会成为受害者。他们极其容易在剧烈的价格波动中失去理性。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当我再次听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感到不寒而栗。是的，大涨价的信号似乎发出了。大蒜和大豆疯狂上涨不过是一次预演。美国人撩拨中国的汇率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清楚地知道人民币重新定价意味着什麽！
笔者觉得非常可笑。我国的一些管理者在说什麽“管理通胀预期”。当黄金上涨到每盎司1250美元的时候，以黄金为尺度，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几乎没有上涨。这意味着，其他资产和商品价格已经严重低估了。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必须大幅度升值，同时，房地产价格必须大幅度贬值。但是，这有可能吗？如果这没有可能，那将意味着什麽呢？中国将迎来铺天盖地的通货膨胀！这难道需要预期吗？二零一零年五月，李嘉诚罕见的建议大家买股票，郭台铭敢于一次为员工加薪到两千元，这是偶然的吗？他们的潜台词是非常清楚的！
货币战争必须通过严重的通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来实现战争的目的。
一个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才有能力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我们在最需要培育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时候，进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随着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我们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弱化；随着税基逐渐地收缩（拒绝资产课税和资本课税），我们的财政能力在不断地收缩。与此同时，我们实际的政府公共支出仍然在刚性地成长，我们实际的制度成本仍然在迅速攀升。我们实际的财政状况其实已经非常脆弱了。
精通财政的国际金融大鳄们，决无胆量挑战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不过，当一个国家财政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遭到国际金融资本惨烈的攻击。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救中国！
中国货币战争中的战略制高点已经十分令人忧虑了。
当然，最值得忧虑的是，中国最高管理层对于中国真实的财政状况近乎无知。他们在强大的利益集团误导下，仍然在进行危险的逆向操作。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竟然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的词语！
积极的财政建设其实很简单：
第一，勤俭建国。
第二，均衡税负。
第三，社会保障。
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搞赤字财政。更不应该是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
重建中国丰厚的的财政实力和强大的财政能力是一篇大文章。这篇大文章的主题不在“财”字，而在“政”字。那已经不是本文可以概述的了。那当然不是玩弄几个经济政策术语就可以实现了的。财政的变革必然触及体制与制度。
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
中国期待着一场伟大的变革。
——————————————————————————————
货币战争，不是危言耸听，或许我们正经历着，经意不经意间，被裹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