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跟着事业跑钱跟着人跑
—也谈性格决定命运
人的命，天注定。这句话听着有点儿宿命或迷信，但却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的性格受制于基因、遗传、环境，而这些因素有很大程度是先天的。
出生在富人家的孩子，从小生活无忧，受到良好教育，自信大方容易造就开朗的性格。这种性格有助于将来的成长和发展。当然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会造成奋斗动力不足的毛病，成为养尊处优，不求进取根源。相反，贫困山区的孩子，一旦接触外面的精彩世界，在思想里会产生极大地震撼，变成执着进取的巨大动力。但是，或许有人会产生极大心理不平衡，认为城里孩子拥有的一切都本应属于他，因而性格孤僻、偏执，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
性格决定命运也不是宿命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互为因果又互动互利，相辅相成的关系。性格有先天的因素，又有在人生的经历（命运的过程）中，磨炼、锻造、改善的可能。虽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难移不是绝对不能移，作为一个理性、睿智的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完善自己的性格，从而与命运产生良性互动。
我从小比较内向，好读书，可以把自己关在屋里几个小时的读书，小学期间读过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很多小说。但是也爱玩耍，与周围的小朋友关系良好，并不孤僻。小学的学习成绩绝对优秀，回答课堂上老师的难题，被同学们视为最后的防线。从小有一种自信，认为是上北大清华的材料，憧憬着成人以后的辉煌。上了东城区重点中学以后虽然由于周围的同学的学习能力、水平更高了而失却了绝对的优越感，但是大学梦从来没有放弃。
文革初期的动乱打碎了我对上大学憧憬，但是动乱的年代使人较早地成熟增加了很多难得的阅历，动乱的年代也锻炼了人的性格。写大字报，参加各种辩论会，培养了思辨能力、口才和文字的组织能力，以及闯荡世界的信心和勇气。
67年底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我也在思考未来的出路，我们总不能在中学搞一辈子学生运动吧！我曾经去美术学院附中去询问，无奈没有招生计划。我也曾考虑报名参加内蒙牧场扎根边疆，可是第一批走的都是内定的学校风云人物。春节前的征兵消息更是令我兴奋。军队在社会上的威信极高，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无疑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但是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工人的儿子，真的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吗？这也是当时班里大多数人的担心。我虽然也对这个目标不报多大希望，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先试一试，不到最后决不放弃，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报名，参加体检，接受政审。当时面对诸多不利条件：普通工人家庭没有背景；年龄十六岁半，比法定的当兵年龄小一岁多；身体的眼睛、咽喉、牙齿都有些小毛病，身体丙等，仅勉强符合参军条件等等。但是，不到最后决不放弃，明知有困难也要闯一闯。班里很多条件比我好的同学由于没有这个理念，没有报名或者中途打退堂鼓。我则坚持到最后，成为两名幸运者之一。可以说，不服输的性格打开了我的军队生活之门。
我的部队生活始于广州空军柳州工程机务教导团，以后分配到空军26师（就是60周年国庆大阅兵第一架预警机飞越天安门的那个部队），作飞机仪表设备的维修工作。北京学生兵相对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当时得到体现，经过文革的年轻人相对活跃的思想、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受到部队领导的肯定。
一次副分队长与我谈心，对我的工作能力等大加赞赏，并曲折含蓄的要求我跟着他好好干，入党、提干都不成问题。我对当时部队的形式主义，小团体主义早有感觉，从内心里反感。我的处事原则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学文化掌技艺，凭本事吃饭。不想跟什么人，靠什么人。对于副分队长与分队长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想介入，对在部队提干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我婉言谢绝了副分队长的拉拢，没有入伙。并且在以后的服役期间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小圈子。但是由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真诚待人，不耍心眼。几十年来并没有刻意地去结交朋友，但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汇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体会着真挚的友情给人带来的幸福感。
我在服役期间，技术工作认真负责，没有出过大差错，在军官不在的特殊时期带领新兵圆满完成规定的定期检修工作；对于擅长的宣传工作，诸如出板报、写标语、美化营房、画领袖像等等都积极参加。另外就是把时间放在看书学习上。我曾经上海战友郑某的介绍，结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聊得很投机，并向他借过几本书（如安娜?卡列尼娜、死灵魂等），也向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黄先生借过很多书，拿到部队阅读。曾心血来潮随广播电台的节目自学法语（当时由于西哈努克热，首开了法语教学），又自学了高中数学，溟溟中依然在做着大学梦。服役期满后，我每年都要求复原，每次都被领导拒绝，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超期服役四年，可以说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空军建设。
1975年，我服役快满7年，按当时的规定，8年的老兵，复员后进工厂直接就是三级工，工资50元以上。而二级工只有40元左右。如果我不申请复原，按照当时的工作情况，很可能还要留在部队继续干。但是面对3级工资的诱惑，我没有动心。我知道只有在很多同年入伍的老兵都会争取再留一年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规定的复原名额，我的申请被批准才更有可能。所以我被一些人认为很傻地选择了在第七年复原。既然我无意于无限期延续军旅生涯，当职业军人。那么早一天回去，就多一些机会。我已经24岁，已经超过了上大学的年龄。但是大学复课后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做法打破了这个界限，所以大学梦依然存在。
复员后，我选择了去设计院做一名地质勘测工人，虽然苦一些，但是与工程技术人员朝夕相处，即使没有机会上大学也有很好的学习氛围，有老师可以请教。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被抽调到院工会帮忙搞调研、写总结。后来又被安排到院的批林批孔、批水浒的写作组，成为主力。写作组解散后，政治处主任要留我搞宣传，或者继续在工会工作，我考虑再三选择了谢绝，回到了地质勘测工作一线当工人。我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宜做政治工作。不习惯说违心的话，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不适合当领导、做组织工作。我心肠软，脸皮薄，整人下不去狠手，吹捧张不开海口。我的理想是做学问或者做技术方面比较单纯的工作。
我在地质勘测工作的两年间，参加过唐山地震救灾；为取得超高压送电的设计数据，曾经扛着麻花钻，从秦皇岛一路走到天津的唐官屯；也曾为新兴的小企业找水源、打机井而受到四菜一汤，顿顿有小酒的优厚礼遇。当时，在钻探工人中流行这样的顺口溜‘远看是逃难的，近看是要饭的，仔细一看是钻探的’。的确，地质勘探工人长年出差，工作在野外，穿的破、脏，蓬头垢面，的确是很艰苦的工作。但是我喜欢这种可以四处游历，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的工作。我工作中不惜力气，与老师傅和青年工友以及工程技术人员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机会终于来了。1976年，天津大学土建系招生，我们设计院被分配到一个名额。经过层层推荐筛选，送变电室的一位中专生郭某和我分别作为正选和备选脱颖而出。郭某是中专生而且本身就是土建专业，条件优越，自然是首选。我只有在他体检不合格，或政审有问题时才有补上的机会。结果，郭某一切顺利通过，我则继续自己的勘测工作。谁知道，突然有一个从陕西院调拨的入学名额，南京大学数学系。这真是喜从天降，于是，在一个瓢泼大雨的日子，我这个候补的幸运儿从北京来到南京，走进南京大学这个既陌生又很知名的大学，进入数学系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学习（一年半以后从数学系分出成立计算机科学系），成为中国较早一批的科班出身的IT人。
由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失误，我晚于正常开学时间两个月入学，英语的语音阶段已经讲完，而我在文革前只学过两年俄语（我的中学一三五班学英语，二四六班学俄语），英语是连ABC都读不全的文盲。但是，困难难不住超级自信的我。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三个月后我基本赶上全部课程进度，一年以后学习成绩成为中上等。记得有一年三好学生评选，全班四位同学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但有两名体育不达标，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学获得江苏省三好学生的金质奖章。
学习成绩的稳定提高，提升了信心。我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提高、巩固英语能力。也耐心解答一些学习上比较后进同学的问题（数学、专业课、英语方面）。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体魄和学习状态。一年多以后还被推荐为校学生会委员。在分工时，我拒绝了进入宣传部，而勉强接受了群众工作部副部长的职务。我知道，宣传工作要投入很大精力，而我不适合在这方面发展，也不想为此牵涉更大精力。而群工部的工作就是向食堂反映同学的意见、每星期检查学生宿舍和周围的卫生。另外，我还积极参加南京各高校协办的各种开阔视野的讲座，将其看的比专业课还重要。我到南京工学院听过著名的生物系教授关于如何调动智利、开发右脑、增加记忆能力的讲座，受益匪浅；我还在大礼堂聆听过南大客座教授侯宝林大师的课；国学大师王力的讲座；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南大校友）在南大的讲演等等。我非常认同尼克松的一句话，他说：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独立人格，自学能力和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所以，如果仅满足于所学课程的好成绩远远不够，也实在是对触手可得的那么优良雄厚的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南大的良好、严谨的学术传统、治学氛围熏陶了我，影响了我，助我成长，成熟。
南大毕业后，我回到设计院，在系统室计算机组工作，后来与专业室的计算机组合并成立计算机室。我曾远赴昆明参加国产TQ-16机的培训，参加该机的升级换代。后来又被派遣参加引进美国DEC公司小型机VAX-11/780和水电部图像处理中心计算机系统的调研工作。走访了大量外国企业驻京办事处，科研单位，参加了很多技术会议，搜集了大量资料。当时，我可以用英语比较自如地与外商交谈，在技术讲座上用英语提问。在这个过程中，也收集了大量的日文资料，接触了一些日本公司。为了看懂这些日文资料，我开始自学日语。在东方日语夜校风雨无阻地上了一年日语课，拿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日语单科证书（该校办学三年以来仅我和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名大夫通过了这个考试）。遇到好老师(我的第一位日语老师姓马，是30年代留日庆英大学学生，教学水平高，要求严格，第二位老师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供职于中日友好医院，知识渊博，教学风趣幽默)和取得的好成绩使我对学习日语兴趣大增、信心大增。后来又参加水电部留学培训班的考试合格，85年在东北电力学院日语教研室举办的留日培训班7期学习一年日语。
东北电力学院的一年学习生活非常愉快。我们总共36人分成两个小班，成员来自全国水电系统各大单位，最大44岁最小的只有24岁。是各单位骨干或者毕业不久追求上进的年轻人，总体素质很高。我们学习努力，团结互助，齐心协力，成为一个优秀集体。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在电力学院当年的书法、歌咏、体育比赛中，取得了除足球以外的所有冠军，被该校的本科生既羡慕又有点儿忌妒地称为‘小日本儿’班。
日语班结业后，我曾参加过一次全国青年日语水平大赛，总成绩排在第66名。88年被中华青年联合会派遣去日本IBM公司研修。
在日本期间，我不但认真完成研修任务，学习日本企业先进的研发形态、管理模式、企业文化，还努力了解、体验日本的文化、民俗、风土人情。为此，我积极参加公司的各种集体活动，广泛交友，积极参加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日本家庭生活体验，社区组织的家庭聚会，旅游，访问日本农家等等。我还在休息时间到街头公园主动与孤寡老人聊天，既锻炼了日语，又体察了民情，还缓解了对方的寂寞。我到跳蚤市场去掏宝、讨价，目的不是买便宜货，而是体会用日语讨价还价的乐趣。我每天睡觉之前硬着头皮看似懂非懂的电视节目，半年多下来，突然感到日语的听力有了飞跃的进步。有的朋友说我有语言天赋，其实我平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没有任何天赋，完全是勤奋，是充分利用了在日本的语言环境。
这样，研修期间，我不但论文获得日本IBM公司年度论文三等奖的殊荣，而且了解了日本社会，交了不少很好的日本朋友，日语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由于我们这个团整体素质较高，遵纪守法，没有任何叛逃、滞留的嫌疑，使派遣单位非常满意。团中央国际部慷慨免收了我们部分生活费上交款以资奖励。于是，我们小小地发了一笔。除了带回了当时国内仍然不好买到的高档电器所谓四大四小件，还有一笔高于十几年全部工资收入的外汇结余。然而，日本IBM国际部部长亲自到中国，在北海仿膳与团中央国际部共同为我举办的颁奖会更使我开心、畅快、志得意满。
回国后，由于担心所学的日语荒废掉，决定从事一种即不脱离专业技术，又可以经常用到日语的工作。我参加了北京旅行社举办的导游培训，并考取了国家旅游局的日语导游资格证书（作为业余爱好带过几个旅行团）。又通过了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的考试，被派遣到HTQ公司北京事务所作计算机销售工程师。于是开始了我在‘与吉田先生共事的日子’里所描述的中方雇员的紧张而有意思的生活。HTQ公司的大型机部门撤销以后，我离开了HTQ,曾经报考IBM中国并通过了英语笔试和智商测验，但是英语口试成绩太差而未能如愿。之后，我被一家著名的日本建筑总承包商的驻京事务所录用。
当时，我本不愿意进入这家日本的建筑公司，还执着寻找计算机专业的位置。于是，我向对方开出了‘高价’，认为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价钱。可是，命运没有让我在十八年前进入天津大学土建系，却要我此时与这家建筑公司结缘。日本老板居然一口答应了我的工资要求。出尔反尔的事情我是不干的。而且，我也知道，凭我42岁的年纪，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一般的日语水平。在日本的大IT公司也很难找到更合适更高薪的位置。
事后，老板曾经对我说，他一眼看上了我的稳重、成熟和诚实，和我的理科专业背景。而作为一个理科专业的工程师，我的日语已经足够流利，他认为，以这样的日语基础很快就能胜任翻译、交流和一般的现场管理、检查的工作。
我没有辜负老板的期望。上班后努力熟悉新的领域、新的业务、新的词汇、新的知识，还把一台原本作为摆设的IBM微机活用起来，提高了办公自动化水平。一年以后被派到一个重要工地做首席翻译。建筑公司的业务涉及面非常广，既有新技术、新工法、新材料的应用，又要进行多企业、多专业、多工种的配合，还要和各种供应商、政府部门、环保、消防、设计机构打交道，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工作。我的实干、知识、较为丰富的经历，在工作中帮了大忙，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办公室，很快胜任了工作。另外，由于我参加过导游培训，公司的来京出差员工、客人在北京的观光陪同工作也成了我的专利。我曾经上百次地爬上长城，游览故宫、天坛等等，因为对历史、古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无论是严寒酷暑，工作多么紧张，我都像是初次上阵的战士那样，精神饱满，热情介绍这些旅游景点儿的历史沿革、风格特色、传闻典故，并用日语写出了长篇导游词〖北京案内〗，也因此交了很多喜欢北京、热爱中国文化的朋友。鉴于工作上的成绩，日本老板相应地适时提高工资待遇并在我们国家废除兑换券的时候，主动把伙食和交通补助的数额增加了一个合理的系数。再加上加班和出差补助等等，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在当时被称为高级打工崽，过上衣食无忧，花钱不用太多算计的生活。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放弃对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关注。曾经为IBM中国翻译过多篇文件（英译中和日译中）。在国内很多计算机专业刊物和大众媒体的信息技术专栏中先后发表一百余篇文章；1995年出版了〖信息社会最新用语解说〗一书；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刊〖计算机工程与科学〗（也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刊）上发表‘基于Multiagent技术的计算机市场协同咨询专家系统’的论文，受到关注而被聘为中国计算机学会CAD&CG专委会软件协同工作学组委员。并受到外企服务总公司的格外礼遇—提供参加桂林年会发表论文的往返机票和住宿费（据外企刘总说：外企只给两个外派雇员提供过这个费用，一个是著名主持人当年的全国五子棋冠军那威，一个就是我）。
2003年，我在怀柔浅山区与亲戚共同承包了一片山坡果园，靠山面水盖起二层别墅，养殖了鸡、鹅、狗、羊,种植了蔬菜、地瓜、花生等等，周末过起了村野农夫的田园生活，非常惬意。可惜，由于不善经营，长期入不敷出，得病后更是没有精力，不堪重负，不得不忍痛割爱，转手他人。
在此前一年，当我供职的这家日本企业向上海、天津转移而撤销北京事务所时，我同样选择了离开，而没有去单身赴任。在做了一年的兼职翻译和外聘授课的零工以后，我又加入了一个成长性和口碑都很好的专利代理公司，做技术发明专利申请的代理工作。这是一个对外语修养，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认真严谨的习惯要求很高的知识产权单位。由于业务量急剧增长而又很难在短时期招募合适的人才，因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这又是一次工作环境的大变化，而那时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这一次我很不幸，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争取优秀的工作成绩（包括质量和速度）的努力中，由于劳累和各种压力，我得了结肠癌，在曾经面临的生死考验面前，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重要，健康的可贵。我明白了自己的身体本不是铁打的。常年的执着奋斗，追求完美的性格，一旦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能力，必然要出问题，受到惩罚。
所幸的是，癌症发现的比较早，治疗及时彻底，身体得到恢复而没有留下什么不便。我庆幸我得了癌症还能够康复，没有因此而过早失去生命。但是，我也不为过去的奋斗和追求而后悔，这就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也没有必要后悔。
总结这大半生的经历发现，我居然在所有的时代都在‘赶时髦’，而且还都追上了潮流。六七十年代我当过红卫兵、解放军；七八十年代我当工人、上大学学计算机，搞计算机技术；八九十年代我出国、进外企作白领；二十一世纪后，我又搞知识产权，专利代理，得富贵病，以后又成为SOHO一族在家上班，开博客写日志。我的一生虽无大富大贵，却也丰富多彩，心想事成，无怨无悔。而且，我常常用冯巩的那个比喻调侃自己：在计算机工程师中我外语最好，在吃日语这碗饭的人中我最懂技术（计算机、建筑）；在理科生中我文章写的不错，而在‘文学青年’中我科技知识丰富。的确，我一生涉及领域很多，但都没有大成绩，是个博尔不专的杂货铺子。
记得，我1998年到桂林参加CAD&CG年会，论文发表后，我趁余暇，约几个朋友游览万佛岩，在万佛洞一只石刻的生肖老鼠前面求了一签，签上写道：‘接竹引泉，连绵不绝’。说是上签，预示我一生没有大富大贵，但平平安安，家族香火不断。我不太在意这种求神拜佛的签语。但是这个签语暗合了我和父亲的名字（我父名杨竹林，我叫杨福泉），还是让我非常动心，于是，我把这个签语用毛笔写下，贴在家中为怀念老父而装修设置的竹林斋内墙上，以示纪念。并且续出下联成为：‘接竹引泉，连绵不绝。愚公矢志，子续芬芳。’
性格决定命运，是说，如果你对前途有坚定的信念，执着地追求，你必然会在诸多方面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作着各种相应的准备。而一旦机会来临，你就会因有充足的准备而抓住机会。即使失去机会还可能遇到类似的机会。这就是心想事成。
有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现代社会，金钱是幸福生活的必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是富有并不代表幸福，世俗成功也不代表幸福，真正成功的人，也绝不是那些只盯着金钱，只想赚钱的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或者不正当手段暴富的人绝对不是成功的人，反而会被金钱所累而没有好下场。为金钱而患得患失的人反而挣不到钱，而不看重金钱，一心干事业、学本事的人反而能够得到财富的眷顾。你有高人一筹的本事，自然会有人高薪聘用。你作出骄人的成绩，成就了大事业，社会自然会对你的辛勤劳动有所补偿。
像我这样，一辈子以打工为生，不愿意当老板，做领导，承担更大责任的人，自然不会发大财，顶多是中产阶级，小康而已。这就是性格使然。所以我想用感悟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性格决定命运，人跟着事业跑，钱跟着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