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与“外毛内邓”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两大思想流派，两种思想观念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以道德治国；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兼愚民政策。
奇怪的是，百家争鸣时期，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思想，竟然能被以后2000余年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同时用做统治的法器，并行不悖，这种现象被历史学家称为“外儒内法”。
不过，被统治者所利用的“外儒内法”的“儒”，跟孔孟所主张的“儒”有很大的不同，对专制君主不利的一面已经被剔除，只保留对维护其专制统治有利的方面。
在秦朝之后，儒家之所以被历代的专制统治者抬高到了至尊的地位，原因是秦之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皇帝靠一套官僚系统来管理辽阔的土地，庞大的人口。这种管理体制有致命的弊病，即官僚主义导致的低效，和权利不受制约所产生的严重腐败。
靠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庞大的国家，已经是力不从心，只好靠道德来弥补。而儒家所提倡的正是“道德治国”，所以，儒家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思想的正朔。
但是，儒家的“道德治国”，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从来只是一种空想，真正付诸实践的话，必然是一败涂地。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让他们道德自律，而达到天下太平，社会和谐，无疑是做梦。
比如，中国历史上，就有两位儒家思想的虔诚信奉者，一位是君主，一位是地方官员，两位都有志要实践“道德治国”的理想，结果都遭到了惨败。这两位，一位是篡夺汉朝皇位的王莽，一位是海瑞，都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既然“道德治国”不适用，那么，“道德治国”只能成为门面，装潢，宣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管理庞大的帝国，还得靠法家的思想，即治理百姓要靠严刑峻法，再加上愚民政策。所谓“牧民”，就是把百姓当成牛羊动物一样来管理。
儒家的“道德”只是门面，用来弥补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不足，而真正起到实质功效的则是法家的严刑峻法。
比如，儒家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维护君权。但当皇帝的好处太大了，谁不想当皇帝？仅以道德自律是约束不了底下臣民那一颗颗蠢动的心的。当年还是布衣的刘邦看到秦始皇巡游天下，浩浩荡荡的场面，感慨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所以，真正能维护皇权的，还是诛灭九族的严刑峻法，武器的批判要远远胜于道德的说教。
毛的思想与邓的思想似乎也是水火不相容，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然而，如果统治者就像当年“外儒内法”一样，来一个“外毛内邓”，我认为也是非常可能，而且合乎逻辑的。
邓的思想无非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但是，邓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体制，不改上层建筑。市场经济要求的上层建筑是民主法治，否则，经济就会走向畸形，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经济目前的现实正是如此。
“外毛内邓”的“邓”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那么，其中的“毛”又是什么？正如“外儒内法”的“儒”，与孔孟的原教旨的“儒”有很大不同，其中对君主专制不利的一面被剔除了一样，“外毛内邓”的“毛”，与原教旨的“毛”，或者说与真正的毛思想更是有本质的不同。
真正的毛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辩证法，是不断革命的理论。毛认为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成为统治者后，会产生异化，所以，要不断革命，主要是靠群众运动，来保持官僚系统的效率与廉洁。
但是，毛的做法直接侵害到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且群众运动的方法也造成国家的混乱，最后不但得罪了官僚，也得罪了人民，所以，才有文革的失败。
现在的统治者，不用说没有毛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能按照毛的思想发动运动，当年连如神一样的毛，都对官僚集团无可奈何，更遑论现在，因为这是绝对侵犯官僚集团既得利益的。
当今的统治者遇到了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君主所面临的一样的问题，即他们都是靠官僚系统来管理国家，但是官僚主义导致低效，权利不受制约又导致腐败。可是今日的统治者又不愿采用民主法治，只好像古代的统治者一样，乞灵于“道德治国”，来维系人心，约束官僚，维系合法性。
古代统治者靠儒家的思想来进行“道德治国”，今日的统治者也曾尝试用儒家的思想。所以，最近十几年，曾被批倒批臭的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又被捧为思想界的主流。于丹之流，在官方民间，都受到了热捧。
可是，用儒家思想，道德治国，来弥补专制制度下官僚体系的不足，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执政党本身的产生，起源于当年新文化运动，反对儒教。而且执政党多年宣传，儒教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宣传也深入人心，这对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又提出了挑战。
所以，当今的统治者极有可能会寻找新的用以“道德治国”的思想，而毛思想如果被剔除了有害内容，特别是剔除了其中的辩证法与不断革命理论，只留下一些道德说教与口号，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就会成为取代儒家的新的道德治国的工具。
如此，在孔子为统治者服务，进行道德说教两千余年之后，孔子下岗，毛上岗，毛成为统治者新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教师，用以维系民心，维系政权的合法性，弥补官僚系统的不足。
薄在重庆“唱红打黑”，被很多公知贴上了“左”的标签，这是一大误读。薄其实是中国最早尝试“外毛内邓”的人。在中国，地方官僚不可能实行民主法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一套，那是自寻死路。
薄作为地方的最高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低效且腐败的官僚系统，他想做出一些政绩，争取“进步”，唯有以道德来弥补不足，提振人心，同时采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兼愚民政策。所以，薄采用的那些招数，无非是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使用过无数次的东西，没有什么新意。
薄采用了毛的很多口号，以进行道德说教，比如，把毛的语录编成短信，发给各地官员。但这些都是表面，是装潢，薄坚决采取的还是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路线，在薄的治理时期，招商引资的成绩是惊人的。所以，薄是最早尝试“外毛内邓”政策的人，薄的倒台与路线无关，只是权利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不过，作为专制统治者的统治术，无论是“外儒内法”也好，“外毛内邓”也好，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真问题。“外儒内法”不能避免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命运，“外毛内邓”也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要想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唯有实行民主法治宪政，保障公民权利，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