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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治水篇
满涛
今天，我的心灵将逆幸福而上，以期更清楚地察觉生命的底色。我渐渐感到了习惯、定势对人的束缚，感到了被幸福埋没的一切。幸福需要察觉，苦难也需要察觉，沉湎于平静生活的人常常把它们一起忘掉了。
1998年，当大半个中国浸泡在猖獗的洪水中时，我于平静中睁大了眼睛，我感到了生命的些微，也看到了它的不屈与英勇。曾几何时，鱼台就浸泡在这样的水里，生命对于它是一个谜，是一条无影的鞭子，扑朔迷离，痛彻筋骨。治水至今仍是一个不易成就英雄的主题，而寻找曾是鱼台惟一的生命形式，充满了彷徨、孤独和犹疑。于是，我坚信，对苦难的遗忘便是对生命的遗忘，必然是可耻的！
昨天距今日不远，但幸福与苦难迥异，谁会把各各不同的命运同归于它？谁会在汹涌的洪水中预言鱼台的未来？
对于鱼台，我相信，必有一些岁月作为丰稔的支点，永远被人纪念。
这些岁月承接着大悲大喜，承接着命运穷蹇时的恐惧与颤栗——直到1964年，迟滞的车轮轰然而下，田野间最富有意义的粮食终于在激流中更生并繁荣起来。
这便是它的幸福时刻。
在与日俱增的幸福面前，苦难像耗尽燃料的助推器一样消失在黑暗的空间里。
——必然是黑暗的失语失忆的空间吗？！
土地不动声色。
它有一张日益冷静的脸，不作一声地看着人们生活，看着人们——把鱼台视作“人杰地灵”的福祉，视作造物主的恩赐，或者视作超越的负累……惟有它深知，生命原本有着贫穷的烙印，有着坚强的内禀。
在人们称之为幸福的背后，是一笔笔血的付出，深埋在某个地质层面，成为沉默的声音，等待感恩的耳朵。
一
说到鱼台，不能不说到水，水对于鱼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从安逸中开始了对幸福之源的追寻时，生活的惨烈像短促的电流，一下击穿了我的幸福感。尘封但并不久远的历史使我惊讶，使我痛楚。稻花飘香、鱼翔浅底、秋陇斜阳……在一个浊浪后化为了惨白的碎片。美丽来不及呼喊便沉没下去，像突然失踪的船，在毁灭了罪证的水上留下惊叹的涟漪！
新编《鱼台县志》载：“鱼台东临南阳、昭阳二湖，地势低洼。境内河流，上承苏、鲁、豫、皖4省20余县客水。每遇涝年，洪水汇集，湖水顶托，河水倒漾，遍地汪洋。清至民国，涝灾无算，洪灾48次。”
鱼台有史记载的水、旱、风、冻、虫等灾患共一百数十次，又以洪涝灾为主，有一百余次。
涝灾淹没禾稼，颗粒无收，洪灾动辄便“飘民庐舍”，“市操行舟”，其惨痛者如是：
——“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六月，鱼台县大水，饥，人相食。”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五月，大雨，黄河暴溢，白茅堤决口，鱼台人相食。”
——“正德二——三年（公元1507—1508年），黄河连决单县，溢流入境，害民田庐。四年，大饥，人相食。”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3年），夏，黄河暴冲，大饥，人相食。”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大水。四十三年，春，大饥。人相食。”
水灾之后复又旱、虫接至，一遇湖涸河干的大旱，鱼台人便如油煎火烤一般，十室九空，饿殍满地，人民离散。史载：1640年，大旱，蝗愈织，南阳诸湖涸，饥民蜂拥诸湖，掘食草根，鬻妇女，人相食。十四年大疫，死亡相籍。山东民报载：1928—1930年，大旱三年，饿殍载道，十室九空。情形有不忍言者。
灾患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水患有的三年不息，有的期年才退，从平地三尺到没境三丈，从官署民舍俱圮到城几倾，河伯肆意玩弄着鱼台人的性命。公元1645—1653年，“鱼台陆沉八年之久”。生命太飘渺了，如蚁，如沫，如烛火，谁能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呢？尽管它土壤肥沃，资源丰富，盛产麦、粱、豆、谷、黍，地下还埋藏着煤和天燃气，但滔滔清波里却席卷着鱼台百姓一年的收成、一家的性命 、一县的福祉！
其罪在水！其祸在水！
几千年来，鱼台究竟怎样与水患作着斗争——两个月来，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于心，我常常竟坐终日，不能落笔。后来，我终于发现了鱼台治水的脉络，原来并不神秘，历史上鱼台对水的治理竟没有跳出禹和鲧的路子：一为疏浚，一为筑堤，几个世纪以来，治水者莫不遵此而行。康熙版《鱼台县志》载：“鱼邑地处低洼，原为诸邑下流，复加河道疏浚，水愈迅疾……故疏河者，他邑之利，加以筑堤，又加以远浚湖口者，鱼民不得以之务也。”明万历年间，为减轻上游水患，曹（州）、嘉、巨、定、曹（县）、郓、城、单、金9州县曾“合辞上请，关鱼开河”，以泄其水。此水为新开河的前身。
我要寻找的古代治水英雄，康熙知县马得祯大概算上一个。史载，马得祯一到任便单骑巡历，沿河溯源，行数千里路，寻求水患来源及治理方法，遂议定了“以浚为筑，以筑为浚”的治河方略，呈请于各宪，于公元1690年3月初旬疏河筑堤。
此水经鱼台境内之运河，由沛县入昭阳湖。湖口有十余里的河道，泥草雍塞，一线之流，不能泄汛期之水，河水往往至此上泛成灾。是年7月28日，风雨骤至，陆地腾波，由于河道疏浚，堤坝粗具，境内竟得平安。
这是鱼台历史上治理较成功，记载也较详细的一次治河，马得祯将河更名为新开河，今又名老万福河。
事功往往逃避现实，而借历史得以存在。没过几年，现实便迫不急待地掩去了他的光芒。
——公元1703年，鱼台大水，翌年春，大饥，人相食；
——公元1716年，夏，淫雨，水暴至；
——公元1729年，大水，禾尽没；
——公元1730年，春，大饥，6月大水；
…… ……
马得祯更不会想到，到了1756年7月，黄河决铜山县，水浸鱼台城堤，9月13日堤溃入城，官署民舍俱圮，翌年山东巡抚杨锡绂不得不下令搬迁了县城。这是鱼台历史上第三次因水患迁城。新县城即今鱼城镇。
溃城同日，旧城海子（鱼台内湖）形成。由于一贯采取修堤护城的阻水策略，堤内陆续挖掉民田700余亩，堤内越挖越深，渐成洼地，13日洪水灌入县城，顷刻间堤内沦为了湖泊。
疏浚，筑堤，再加上迁城，鱼台为避水患而不可得。
几千年间，鱼台自有人居住，便与水结下不解之孽缘，鱼台真该遭此厄运吗？如果不是天命，那么首先可责备的便是治水的大禹——他的治水怎能算是全功呢？这是一片原可称得上丰茂的水土，如果不考虑水患连年戕害它的生息，其土壤之肥沃，物种之丰富，临湖之美丽，真可以视为一方“桃源”了。
康熙盛世，修史成例，也是秉承了这种风气，马得祯才为我们留下一卷宝贵的治水史料，并且像所有康熙版的县志一样，也编制了自己的“十景”。每景都可赋诗，唯有“灾祥”一卷大煞了风光。
俱往矣，“鱼台十景”空余其名。马得祯前后数百年，竟无人能有效治理水患，老县志里惟有苦难感动着我。
二
1998年的整个雨季，我都在思索着鱼台的变迁。我似乎远离了现实。这一年，中国的江河遇到了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汛情。报道不断传来，长江水位还在上涨，热带台风、第N号洪峰一起压向岌岌可危的江南堤坝。我安居在离鱼台不远的城市里，这里的河流尚传递着平安的消息。我感到，躲在一边的安逸会使思索面临矫情的危险。
可是，我翻开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1954年7月，鱼台大雨，一个月内降雨量788毫米，境内积水，深者达3米；1957年大水后，继而又发生1958—1964年的旱涝灾害，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全县二十二万人，外流人数达7万人之多。7年间，国家供应鱼台的统销粮达1.1亿公斤。”
如果不是昨天有效地驱逐了水患，那么，今天的每一场豪雨都有可能是鱼台的劫难。我于是相信，对鱼台历史的追忆和思索并未因脱离这个雨季而空洞无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年。
可就是这年夏天，鱼台又经历了淫雨、冰雹和虫灾的侵袭，这对于刚在鱼台建立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不是一个顺利的开头。
共产党不是神话，夺取了政权并非意味着可以轻易地救民于水火，他们眼前正有一种艰苦的工作等着他们，建立政权仅仅意味着要从此担负起此间的忧患。
1949年对于治水来说，是一个失败的开始。
1950年—1955年，他们以加高、加固河、湖堤防为主，但因湖水顶托河水，河水顶托坡水，坡水不能入河，河水不能入湖，全县约有70%的良田变为沼泽。1956年，又转为疏导为主，乡乡村村挖排水沟，结果，愈疏导上游客水来得愈多，境内坡水积得愈多，以至沿湖地带平地行船，房屋倒塌。1958年，又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了单一排灌站九处，将坡野积水排入河、湖，但是，地表水刚排出，湖、河水又渗上来，地下水降不下去，庄稼不断受渍而死。1960—1963年，又筑台田，修条田。由于没有统一规划，零星分散的台、条田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毁坏了大量田地，不久即废。其间还搞过“一块地对一块天”的拦水工程，节节拦蓄，水不出村，并在低洼地上打围堰，结果水系被打乱，淹了上游淹下游，反而扩大了受灾的面积。
治水同时，他们又指导农民改种高产品种，小麦换成玉米，玉米换成地瓜，地瓜换成多穗高粱，由于依然采用旱作制度，遇水则淹，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淫雨霏霏，困境难越。一阵小风，掠过沙沙的禾稼，像希望在不可知的水面发出的叹息。
时间涉水而来。
当1953年禀赋着独特的意义到来时，它没有激起任何声响，只将一个隐秘的根埋在了土里，而田文，由于率先发现了它，便成了鱼台发展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
田文县长的事迹不见载于新编县志，这仅仅是因“生不立传”的编志原则吗？
如果是，那么未来的追忆是否也会因他在鱼台的时间短、政绩平而草草几笔呢……他自1956年金鱼合县后便从史料中消失了，到哪里觅得他的踪迹呢？为政者频频更迭，他在鱼台还不到4年。
1953年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视野。现代的史料终究不是《史记》，内容刻板、罗列，几无重点可言，我们只能从田文仅有的记载中挖掘那一年的深意了——
“……1953年，六区安庄互助组长赵广恩依靠曾在天津小站种过水稻的甄西武等，自做龙骨水车提取坑塘水，试种水稻0.31公顷。全县6048.5公顷旱田作物因秋涝绝产,而这块水稻竟收187.5公斤,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9月，县长田文在安庄召开会议，号召沿湖的四、六、七、八区试种水稻。翌年，试种面积5.4公顷……”
这是史无前例的5.4公顷，是从汤汤大水中异军突起的一片青苗，时至今日，谁会把恩情系结于此？谁会把幸福与从不驯服的孽水连结在一起？
诗意的稻，青青的禾苗，你们才是真正可以入诗的意象——你们是江南的游子，背着绿色的行囊，是游子满怀思乡的缱绻，在雨季写下的诗行，是慈母密密的针脚，缝在这片还不丰稔的土地上……我忍不住要赞美你们了，在45年后的今天，用轻浅却真诚的语言。
此刻，生命浓缩在了根上，我确信，正是这些平凡善良的植物，使鱼台迈出了更新治水观念的关键一步。
历史从来不会把功绩归于某一个人，但往往又借个人凸现历史的真貌。我之所以推崇田文，即在于他是鱼台历史上第一个把水稻种植从自发变为自觉的人。从1953年开始的试验性种植将直接影响着治水观念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田文引发了观念的转变，以后的治水必将从“堵”、“疏”结合转变为“治”、“用”结合，农业将脱离原有的旱作观念，人们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水，发挥水多的优势，治水的目的从此将变得明确和科学。
这就是根的意义，生活的不朽之处，当我们赞美它时，可曾想到过开创这不朽的人？
发现并不意味着成功，发现只意味着开端（异端），成功却属于未来。1953年没有任何奇迹的征兆，发现者像人群中未被发觉的先知，他的箴言需要时间的检验。
15年间，农业生产仍以旱田为主，稻改试验为辅，1957年，境内水稻面积扩大到了1210公顷，因遭受特大水灾，水稻绝产，1959年，搞稻改又被视为“瞎指挥”，予以批判，稻改委员会也被撤消。由于人为和客观的因素，稻改和治水一直在曲折中前进。
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希望——1958年，山东省委指示在沿湖地区大力发展水稻生产，鱼台境内水稻种植3477公顷，单产1260公斤，谷亭区佃户李高级农业合作社种稻186.7公顷，单产3750公斤，获国务院“大面积高额丰产奖”。这里面包含着多么诱人的丰收前景呀！
治水保平安，稻改保饭碗——十余年的稻改试验，终将为鱼台的发展理出这条简明的思路来。
三
1964年冬——1965年春，没有谁能预先知道鱼台将发生些什么。但无论如何，一个积蓄着巨大能量的农业时代来临了。谁是1964—1965年历史最后的叙述者？除了那年年丰收的水稻，还能是谁？
如果幸福肇始于稻子，那么1964年的到来便不能算晚，甚至可以说，它是快马加鞭的一年，是险中取胜的一年，是幸运与恶运的赛跑。幸福在毫无察觉地滑向“十年”泥潭的时候，八万双手奋力挽住了它，“一个”或一群英雄挽住了它。
那“一个”，我相信他只能是张程震。
1964年11月，鱼台重新建制，县委书记张程震来了。对于这样一个穷县，迎接他的当然不是花束与车队，甚至没有热情的人们，这一年又是水灾，一只木船载着他进入了鱼台。
没有县委驻地，他踏着泥泞来到县农具厂的几间破房子里，在那里开始了谋福鱼台的筹划。满目泥泞，秋收无着，春荒将至，面对一片汪洋大水，这个30出头的年青人感到了茫然。
为了发展，照例要开很多会。张程震那时召开了全县人民献计献策大会，那是个务实的会，没有套话，只与当地的干部群众展开了讨论——堵水、堵湖还是像湖区那样面湖生产，以渔为主……
张程震迫切地想找到一条最切合鱼台实际的道路，他甚至钻进了鱼台县志里寻觅偏方，他只找到了一句话——“如江南水利法”，他被迷住了。这里的水不比江南少，为什么不能像江南那样旱涝保收？张程震总结了十几年的稻改经验，得出结论：如果只维持当时的水利现状，稻改不会取得完全成功，离开了科学治水，丰收摆脱不了侥幸的影子。
任何抉择都像发现一样，莫不是一次或大或小的思想革命，充满了判断的犹豫和思想的无援。真理存在于司空见惯的生活，思想者为寻找它苦心经营，至死方休，这几乎是每一个发现（抉择）背后相似的故事。今天看来，水稻与水的关系单纯明了，如果据此断言鱼台选择水稻是件容易的事，那未免过于短视，他一定是站在今天的丰收背景上俯瞰过去，而忽视了把生命引向歧途的一千乃至更多种理由。
张程震的贡献就在这里，他立足在鱼台沼泽里，思想却高过了云端。他认清了稻改对于鱼台的意义，认清了科学治水与稻改的关系。他不仅重新选择了稻改，而且决定“大改”，作本质的改变，摆脱试验和侥幸。
张程震拜访了当年曾关心鱼台稻改的水利专家江国栋。江国栋并没有因当年的失败而对鱼台失去信心。他分析了鱼台复杂的水利形势，认为以往的试验性种植是在沿湖涝洼带，在一般年成下丰收有望，要在全县推广水稻，遇到稍大的水涝灾就有歉收、绝产的可能。如果将上游客水和下游湖水分别与内地积水分开，然后利用水源充沛的优势，大面积改种水稻，就能使鱼台成为江北的鱼米之乡。
一席话，使张程震茅塞顿开，他简直有如获至宝之感，也为困惑他多日的“如江南水利法”找到了科学的依据。江国栋也兴奋异常，他遇到了知音，遇到了懂水的人，十几年来，他何尝不想把这理想变成现实，这又岂是他个人的愿望呢。
随后，由水利厅派人，很快就如何具体实施拟定了方案。这里，我们不妨从史料中将方案的核心摘要出来——
1）“高水高排”，将上游众多河流的客水与内地积水分开。这需要挖河筑堤，把客水安然送到南四湖。
2）“内外分开”，即加高南四湖西堤，在河道入湖口建闸，湖水低的时候开闸将客水送进湖里，湖水高的时候则关闭闸门，避免湖水倒溢。
3）“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相互让路”，即将内地积水与大雨降水分段排入高水河道。这就需要在内河入高水河道处建闸封闭。
从这个方案里，我们可以想见鱼台地势之复杂，设想之奇谲，实施之艰难。这三个方面事关治水改稻的大局，排解水患是关键，旱季提水也是一个问题，鱼台地势错综复杂，水势流向不一，因此在开挖内河进行排水的同时，必须采取分区封闭的方法，分而治之。他们在仔细分析了地形后，又计划将鱼台每一万亩地划为一个大方，通过挖沟渠排水，取土培高地堰，在每个排水段通向内河的入口处建立排灌站，做到涝能强排，旱能提水灌溉，使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方案确定了，面临的是实施。虽然才来鱼台月余，张程震分明感到了命运的苛刻与时间的紧迫。现在已是1964年的12月，离春耕还有四个月，鱼台刚刚经历了水灾，春天一定面临饥荒，如果误了这一春意味着百姓又要在黑暗中煎熬一年。
时间紧迫，人力也不许耽搁，全县22万人，有7万人外流，在家的15万人中，除去老、少，能上阵的不过8万人，每天只靠4 两口粮生存的8万人能完成这项浩翰工程吗？
只有此时，也只有此地，你才能体会到县委一班人心急如焚地焦灼。只有一百多天了，而稻改必须当年见效，必须保证每个农民有一亩地的收成，必须把流失在外的劳动力吸引过来，保住来之不易的民心。
年底，经县委研究，决定将这项旨在改变鱼台命运的规划交给全县人民讨论。
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县人民沸腾了，许多人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至今激情难抑，“拼吧！县委指到哪里，咱就拼死拼活干到哪里”，这一定是张程震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语言——人民的语言。他在万人大会上做的动员也至今为老人们想念，他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不用讲稿，没有套话，就那么站在台上把人们的心鼓荡起来，一个个洒脱的姿影属于年轻的他，属于鱼台不老的记忆。
一切按方案实行。没有级别，没有贵贱，没有特权，只有人与土的战斗。
骤然间，一股劳动的大潮席卷了鱼台大地。沉睡了多年衰草离离的土地被唤醒了，它的上面是一万面火红的旗帜招展，是几万双惯于泥泞和苦难的脚杂沓纷纭。他们踩痛了土地。这一回，他们要做真正的主人了，要在这群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为自己踩出一条幸福路来。寒风冻结了大地，但人们的汗水无疑是在融化着心中的坚冰。
对幸福的憧憬，使全县人民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张程震在回忆当年的文章中写到：“工地上的人简直是在拼命了，他们不分老、少，也不分昼夜，自动地加班加点，有的干渠，根据提水能力，只能铺出五、六华里，铺不到的村庄，将直接影响土地的灌溉，这等于砸了谁的饭碗，在切身利益的促使下，干渠所在地的群众便自发地延伸、加长，自发地增加工作量，后来，几乎所有的干渠都被加长了，使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大大超过了计划。”
我相信，这决不是“左倾”下的役使，确实是人心所向，求生存，求幸福，是穷人翻身的目的，是万变不易的自然法则！
与挖沟排水、抬土筑堤、打封闭围堰同时进行的是排灌站的建设。按当时的计算，在一万亩土地的封闭圈内建成一个装机100马力的排灌站，约需投资20万元，建成90—100个排灌站约需2000万元左右，除了建站费用，全县还需1万方的沙、石和水泥砌体，而国家没有富余的财力，除了400万元，其余的要自己解决。
没有沙石，他们便组织了1500名劳力到湖东山区采石、运沙；没有水泥预制件，他们就自己动手做，县水利局长易得隆带领技术员和民工在露天搭起了工棚，昼夜赶制，保证了工程所需；没有钱，全县开展了自筹和捐献活动，只要共产党的心和群众连在了一起，只要县委的决策为了群众的利益，人民怎能不支持他们呢？群众把旧屋料送来了，把几十年的老屋的基石送来了，甚至还有的送来了卖鸡蛋的钱。
排灌站建成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鹿洼排灌站建成开机时，由于污物堵塞了进水口，叶轮不能运转，民兵连长张玺郎奋勇跳下水去，潜到五米深处清除污物——他不知道此去的危险吗———随着一声巨响，浪花喷涌而出，张玺郎却再也没有上来，他被叶轮绞成了碎片，第一股排出的水是红的，井上的群众无不失声痛哭。
幸福在哪里？有一首歌在优美地唱。其实，她唱的是“幸福者”的幸福，我想，对幸福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不幸者。“幸福在辛勤的汗水里”，对于鱼台，幸福是由血与死亡凝聚而成。
从1964年12月到1965年4月，在150多天里，鱼台人用一种卓绝的奋斗精神改造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共建成64座排灌站，挖成干渠、支渠7296条，总长2757公里，搬运土石方1500万方，投入劳动力280多万个。整个工程的投入，除了国家投资的20%外，其余的全是群众自筹。据工程人员计算，包括田间工程在内，当年搬动的土石方，如果筑成一米高的土坝，可以绕赤道一周半。
七个月来，我被蜇伏在鱼台深处的创造精神深深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一股巨大的变革烈风一夜间刮过鱼台，千万年的沉疴掀翻了，完全解放的灵魂欢呼在潮湿的土地上，他们感到了泥土的可亲，感到了阳光的可亲，他们看到，青青的稻苗正与水窃窃私语，计划着秋季的生育。
1965年秋天，阳光落在松软的土地上。
由于当年建成了大批排灌站，排除了内地积水，保证了30万亩小麦的播种，小麦获得了丰收，37万亩水稻也顺利完成插秧，除两万亩稻田毁于水灾外，实收35万亩，人均500斤，加上麦季的收成，鱼台百姓终于尝到了交公粮的喜悦。
四
1964年是鱼台人民在苦难重披下的拼力一搏，是积蓄了千百年的力量总的爆发，是一次争渡，一次苦泅，一次千里奔袭，置寇仇于死地的狠命一击！是大快人心的骐骥一跃，冲过了封锁！
从那时起，鱼台人走上了一条旱涝保收的丰稔之路。如今，全县“稳产高产田”面积已达90万亩，鱼台大米成了优质米的代称，成了矜夸富饶的旗帜。1983年，鱼台向国家提供商品粮6380万公斤，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售粮居山东之首，1986年，鱼台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商品粮、优质米生产基地。近二十年间的工业发展也莫不与稻米有关——造酒、造纸、机械制造、稻米加工——又都与那场创下旷世奇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关。仅仅就在几十年前，十年九淹的困境还那样严酷地逼迫着人们，几十年后，这里已是一片江南秀色。
人们将怎样感谢创业者呢？田文、张程震是创业者中的“这一个”，又是秉承了那种创业精神的“这一群”。水稻的丰收是人力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是英雄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1964年决不是孤立的一年，离开了1953年的发端，离开了十几年的经验与教训，离开了现代科学的精心布局，离开了饱经苦痛的人民的支持，将注定是一个失败之年。
同样，作为领导者，田文、张程震的功绩也是任何人不能抹杀的。张程震在鱼台的时间比田文还短，仅一年有余，便受到了“红色兵团”的冲击。（1966年民谚有云：“打倒张程震，拿起要饭棍”，还有人把歌颂焦裕禄的歌换上张程震的名字传唱）那一年难道不是万分紧急的一年吗？鱼台人民抓住了这一年，抓住了浪峰即将沉向谷底时静止的一瞬，不失时机地改变了命运。
时光荏苒，历史如尘。人们会渐渐遗忘这一切吗？当生活被视为造物主的恩赐时，幸福便成了对过去的遗忘。36年前的事，48年前的事，近百年前的事……不错，对于我们的确太沉重了，甚至于陈腐，我为什么写？7个月的求索，我对自己的“现代”立场产生了怀疑，我甚至感到，我在背弃“今天”，我仿佛站在历史深处对着现代呼喊。可是，我高兴我喊了出来，对于这块孕育生灵的泥土——那植下的稻谷怎能遗忘？！那修下的河渠怎能遗忘？！我想，这就是传统——一些可以超越但不必忘记的事物。（8882字）